我们文革十年，闭关锁国十年，结束文革又过了近十年，直到1985年，随着 “改革开放” 全方位地兴起，中国才徐徐打开国门，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作家团———西德作家代表团。其实那是来自西柏林的作家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柏林的政治定位一直没有明确。到了八十年代，中国跟西德的文化、文学交流全面铺开，联邦德国意在通过两国间文化的接洽，博取中国对西柏林政治地位归属的认同，如果中方接受此次作家团来访，中国也就官方承认了西柏林在文化、政治上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八十年代，金弢(右)陪同王蒙部长会见西德作家
那次 “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西德投资极大，中方十六人空前绝后的大团，德方不仅落地全额招待，还负责全团往返的全程国际旅费，下榻五星级饭店，并给每位作家优厚的报刊、音象版权费。而于我个人的命运而言，坦白地说，若不是那次西柏林作家团的访华，我跟中国作家协会或将终身无缘，往下的人生则面目全非。
人的一生是由无数个巧合组成。冥冥中这些巧合又像是命中注定，均有事先安排。有人把这种命中注定说成“缘”。近日笔者在翻译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 《后悔录》 时，文中需要德语“缘”字的迻译，于是作了考证。
《新汉德词典》的诠释：“缘”即事先定好的关系或链接、是让人走到一处的命运使然；德解词典：“缘”，也被解释为“命”，是无以施加影响的安排、是人生所定；用宗教概念解释是超越自然、超越命运、超越力所能及的作用，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是上帝对万物先前所作的安排。照这么说来，我进中国作家协会就是一个“缘”字，是一种缘分。
事情还得从前因说起，先得交代一下我进文化部的缘分：大三时母校北外来了一位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其教学理念不同以往德国专家，当然与国内的传统教学更是相去甚远。
该教授特别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超常在意学生的语言实践，除了课堂里倡导学生通过自学、考证写出专题报告外，提倡我们接触社会，参与到实际生活中去，其中一例即是离开课堂，去社会作实地采访。于是，我与其他三位同学权宜之计地联系了就近的文化部外文局德文版《中国建设》编辑部，用德文采访，以完成教授的作业。
中国作家团回访西德，85年在吕贝克，托马斯·曼的故居前。前排右起：付天琳、张洁、舒婷、鲍昌、西戎。后排右起: 金弢、汉堡文化局长、德方陪同、外事秘书、黄宗英、王蒙、方冰、刘剑青、章国锋、张抗抗。
没想到这次采访并非毫无后果。因采访引起了编辑部对我的注意，其一年后在我本科毕业之际，通过教委来我系要人。不巧我考上了研究生，不参加分配。然而杂志社“穷追不舍”，等了三年，在我读研结束时再次来校要人。看来他们此番孜孜以求必是从长算计，哪个编辑部怎么也要培养一两个主笔。
再者，我们七七级本科生考研，人数在全国又是屈指可数。按当年的国情，单位器重研究生亦是情理之中。然而，我是一种不安分的性格，不是能整天寓于办公室的类型。我有预感，一旦进了此单位或许就决定了我的一生。我虽不讨厌动笔，就性格则更愿意开口，加之北外的校风又是听说领先，自小时候在外校就有了说外语的兴趣和习惯。荒废了口语，我自然不会甘心。
我心仪的职业是毕业后从事外事工作，国内国外各地走走，见见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据说我若不读研，或将被分去了外交部。但是我现在被分去了文化部外文局已是铁板钉钉，木已成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想到了在本局内部作调整。可以说，整个外文局，口语再好也是无用武之地。各种杂志社，包括出版社均是凭笔头。
为了避免被套牢在 《中国建设》，我必须去一家局内本不需要增添员工的单位，以方便我日后跳槽。经了解，我知悉了德文《北京周报》已是人满为患，根本无须添加员工，我要去的正是这种单位，有我没我无足轻重。通过关系，我进了《北京周报》。
1986年，中国作家团，左起：玛拉沁夫、高晓声、张玮、金弢、王安忆、叶文玲、从维熙参加德国书展
因为社内编制齐全，我进《周报》并没有得到重用，这正中我下怀。除了因为是研究生毕业，分配办公桌时给了我一张“一头沉”，而整个办公室其他所有的老员工都只有三屉桌，此外别无特殊待遇。我读研时学的是文学专业，到了报社需要翻译的均是政治文章及外交新闻稿。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的德国文学是学非所用，我在《周报》的翻译工作又是用非所学，整套新闻、政治术语我得从头学起。
正当我两个月来一直无法安心工作之际，“机缘”来了，我没说“机会”，因为这种天赐“良缘”是百年不遇。初春的三月，室外阳光明媚，全办公室除了我别无一人。因为办公电话不在我桌上，今天上午若人马齐全，这个电话我也就接不着了。然而不，巧中之巧是办公室就我一人，接这电话我是责无旁贷。这是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本来找的是图书社，不知怎的，是串了线还是拨错了号，结果阴差阳错地到了我们这里。
我一听所要的单位，自然告诉对方是电话错了。然而对方并没马上挂了，继而问了一句我会不会说德语。那还用说？当然咯，我是北外德语毕业；对方又问我懂不懂德国文学？我答：我读研的专业就是日耳曼文学；又问毕业多久了？我说才两个月。对方说，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下个月要接待文革后的第一个来访团——西德作家代表团，作协没有德语翻译，正在向文化部借。对方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并提醒我有个思想准备，没准会借我本人去当中德作家会谈的翻译。
那时作协因文革后刚恢复工作，不但人员配备欠缺，机关还在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里。一开始我对这个差使不抱希望，认为对方电话所谈只是信口一说。但我心里认定，这次如若选中了我，那是作协的幸运。我这么说并不是我自负，而是我作过分析。
因为当年北京七七级本科毕业能招收德语研究生的除了北外就是社科院和北大，而北外的口语又是首屈一指，自己又是文学专业，且酷爱中国文学，加上刚从学校出来，说了七年的德语，印象中这七年里，有过没说中文的日子，但没有没说德语的。果不其然，中国作协真的找到了我头上。
86年在德国驻华使馆。右起: 金弢/邹荻帆《诗刊主编》/北京图书馆馆长/韶华(中国作协党组)/文化参赞海顿夫妇/冯至老先生/德国 H. 库恩。
作协决定了用我，文学会谈配了两名翻译，我属待备，主译是本局的老大学生。会谈安排在什刹海 《文艺之家》，王蒙为中方团长。开始我不翻译，由主翻一人包揽。文革十年，老大学生十年未曾开口，口语必定荒疏，尤其是德语，很难上口，它不像英语有了词汇就能串成句子，德语语法极为复杂。
说德语要考虑变位、变格、阴阳中性、单复数及时态等，这些都有随即的变化，如果平时不娴熟，说时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要素，就是心里明白，词儿到了嘴边也是出不来。往往一句话十个单词，你要考虑的因素就有十个，每个单词都会根据当时的句子随时起变化。
阴阳中性、四个格交叉相乘就有了十二种变化的可能，加上单复数的出现，这种变化增加到二十四种；不像英语，复数一般加 S 就行了，而德语名词的复数，每个单词都有各自的不同，就像“门”跟“窗”的复数变化不一样，狗跟猫也不一样，天上和地下便是天壤之别。可以说每个名词的复数都必须逐个熟记于心，这还不够。
本来门跟窗的复数形式各有各的不同，这时，光是门的复数形式在四种不同的格中都会不一样；德国人能说德语，是因为他们说熟了任何一个单词在句子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尽管这样，就是德国人说话还时常犯错误。很多德国人，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德语一旦落成文字，语法错误数见不鲜。
德国人对听懂德语到能表达，有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从耳朵到脑子只有十厘米，但从脑子到嘴巴却是十千米，此话足以证明说德语的难度。加之要担任文学翻译，若未曾学过日耳曼文学专业，一旦中方作家引用卡夫卡的《变形记》，他都不知道德语原文该怎么说！
所以，对一个十年未曾开口的中德翻译，此种口译会是一种折磨。
会议厅里，顶头摆着一张三人大沙发，王蒙坐中间，他左边是一位德国女作家，右手边是首席翻译。对着主席台右侧，头里坐着韦君宜，后面是我，往下是鲍昌、张洁、张抗抗等，外联部主任也在场，身边是北大德语老师。文革结束没几年，大学里基本上没有教授，充其量是讲师。会谈休息期间，主译短时离开，王蒙看着我，拍拍右边的空位子，让我坐到他身边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觉得我口语熟练，又学过日耳曼文学，让我往下担任主译。但是，我毕竟刚出校门，涉世不深，又怕得罪同行，终究没坐过去。
然而主译已定为紧接出访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作家团翻译，文化部大印都盖掉了几个，护照也办了，制装费也发了。王蒙有想法，外联部有打算。就在德国团刚离京去了外地，作协马上向国务院申请给文化部下调令，通知很快到了《北京周报》。此事只争朝夕，一是出访在即，二是签证办理已迫在眉睫，又则此为一空前绝后的大团，组团过程外联部亟需帮手。
《周报》老领导和蔼地问我，上面有意调我去作协，征求我的意见。我答：求之不得。主任说，才来两个月就走了，不过，来时部里也不缺人手。我笑笑。
进了外联部刚安顿好办工位置，主任就来了，说：已决定这次你随团出访，去财务处领服装费，抓紧时间制装。我问：不是说好是那位翻译同行吗？主任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干部，情况变了。你的德语我问过北大的倪老师了。希望你好好干！
在作协外联部，讲虚龄我头尾四年。首次出访西柏林，顺访联邦德国，因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我们众多作家的翻译作品，那一站文学活动尤其频繁，我也有了较多的亮相机会。是年秋，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给我发来了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邀请，其实在慕尼黑时，部主任已口头发出了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当时干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没有马上应邀是对的，否则我就没有了往下几年跟众多知名作家的美好回忆。
足足三年半后，我感到自己的所学在枯竭，想出国深造一程。正好那年十月，作协有一大团去汉堡参加中国国庆——汉堡中德文化周，我想因公带私将两次活动连接起来，遂致函巴州文化部询问当年的邀请是否仍然有效。回复是：“我们对您的邀请终身有效”。因考虑到访问学者结束后会去慕尼黑大学听课，需要签证延长，出行前，我便去北京公安局办了私人护照。我是带着三本有效护照、两个有效签证出的国。
金弢与路遥（右）86年去法兰克福机上。
在外联部工作期间，部领导对我们年轻干部关爱备至、非常包涵。我翻译的小说《香水》就是一边上班一边完成的，这我在《香水缘》一文中已有描述，我的学者访问及留学德国，领导也热情支持。因我走后在外滞留多久是个未知数，我的工作后继需要有人是理所应当，是时负责日常工作的部领导找过我谈话，觉得我反正出国机会多，这次出访就不参加了，让新同事历练一次，我没有反对。
然而一天上午，德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官员来作协谈这次出访事宜，当着两位部领导的面提出，为了确保文化活动的圆满成功，汉堡文化局希望，此团翻译仍然由我承担。自一九八五年起，多次出访汉堡，他们对我已是知根知底，不想换人了。德意志就是这么一个保守的民族。我正好在场，那回又是德方出资，两位领导于是没说什么。
与黄宗英在机舱
决定了我随团出访，我即联系慕尼黑，取消赴德机票。文化部说：不需要我们负担您来德的机票，每月的奖学金可加上几百。这又是德国人的合理。既然答应了出国际旅费，这笔款他们就不收回了。
紧接着我要通知汉堡，我的返程机票不用了，只需一张境内由汉堡飞慕尼黑的联程。完成了汉堡活动，全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事毕，我将团内财务理清，例好清单，让团长过目、签字，连同账目，将余剩的公款现金委托张洁带回国。送走了代表团后，我把团长、老作家邓友梅单独办好了去美国的登机手续，然后一人飞抵慕尼黑，开始了新的一段人生。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1月进文化部, 1985年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多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翻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等，已发表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二十个月来，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六十余万字。至今不惜披星戴月笔耕；
两年来文字散见欧洲各大华文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等；
01、《圣力姑娘》（小说）（广西文学，2019年第7期）；
02、《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方文学，2019年11月刊）；
03、《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年12月刊）；
04、《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1期)；
05、《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年第5期）；
06、《街坊陆游》 （人民日报海外版、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期）；
07、《莫言往事》（北京文学，2020年第12期）；
08、《记忆里的王元化》（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09、《话说莫言———时空跨越三十年》（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10、《两位同胞》（中国法治周末 2021年1月刊）；
11、《冬日里的长尾》（小说）（向度文学，人间故事，2021年1月期）；
12、《我和库恩》（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2月期）；
13、《格拉斯和他最后的诗》（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2月刊）；
14、《老黄》（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5、《二叔分瓜》（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6、《汉学家库恩诞辰137周年，忆与其遗著的一段缘》 （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3月刊）；
17、 《春风十里荠菜鲜》（散文，恋爱、婚姻、家庭）2021年第4期；
18、《德意志思考》（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四月刊）；
19、《回忆施瓦茨》（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五月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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