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女孩玛丽讲德国社会黑暗一面
作者：子初
2013年的一天，我先生接到住在柏林的同学莫妮卡的电话，说她做设计师的女儿想在中国生产她设计的布料和服装，希望向我了解相关事宜，于是我们专程前往柏林与她们见面。
笔者与莫妮卡在柏林Spree河游船上
租房住也稳定
在柏林市郊一座白色五层公寓楼前，我们按响了莫妮卡家的门铃，她特意下楼来迎接我们，她说这座楼房是二战前建的，已有100多年了，电梯还是当年的没有更换过，老式电梯的操作有点复杂，怕我们不会用，果然我们看着她操作电梯眼花缭乱的。电梯空间极小，而内部装饰却极其精致，上得楼来我看到公寓内墙面是一种特殊油漆漆成的淡灰色，楼道、扶梯、房顶、户门一切都很有质感，完全不输当代的建筑。
莫妮卡的家使用面积只有74平米，虽然被东西填得满满的，却被布置得很温馨。莫妮卡十年前与丈夫离婚后，就搬离了他们居住的270平米的家，独自租住了这座公寓，因为地方狭小，她不得不扔掉很多东西，最初她认为只是暂时的，可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从客厅的大玻璃窗望出去，就看到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主场馆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她指给我们看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巨大的山包，那是二战结束后，柏林被盟军炸成废墟，人们在清理废墟时，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都利用在重建上了，将实在无法利用的垃圾堆积在了这里，形成了这座山包。听得出虽然已是七十多年前的往事，有些伤痛终是刻骨铭心、难以释怀的，往事不堪回首。
她把我们让进里间，这里原本是一间大卧室，她用一个高大的书架隔成了两间，外间用作餐厅，里间仅能放下一张床和床头柜，这里就是她的卧室，看得出她是煞费了一番苦心才把自己的一切妥善有序地安置在这个狭小的公寓里，同时还保持了生活的格调和品位。她已经65岁了，名下无房产，她说在德国只有45%的家庭拥有住房，其他人都是租房居住的。我告诉她说在中国租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是房东有变化，不是涨价、就是卖房，弄得租户常常要搬家，很难安定下来，没有安全感，还没听说谁在一处能租住十年的。
有工作就幸运
我们正说着话，莫妮卡的女儿玛丽从外面进来，她今天特意请了假来见我们，一见到她的第一感觉就是觉得她长得完全不像德国人，很像土耳其人。小巧玲珑的身材在德国女孩中不常见，我和先生各自心中都不免疑惑，她会不会有个土耳其父亲。玛丽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似地笑着说：“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因为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说我不像德国人，而更像土耳其人。”我们笑着点头承认，“其实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德国人，可是我偏偏长了一副土耳其人的脸，连土耳其人都说我太像他们了，这可能是上天的旨意吧。”她很轻松地笑着说。
玛丽高中毕业后，上了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绘画，毕业至今已有五年了，一直找不到工作，她一直靠领取政府发的补贴金生活，每月700多欧元，包括住房租金、食品、保险等生活必需费用，不过住房要求只能租不超过40平米的公寓，可是这样的公寓在柏林很难找到。现在玛丽自己租住在外面，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我问她的同学中有多少像她这样靠政府补贴生活的，她说有一半，那么他们对自己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她说他们当中有的像她一样在积极地充实自己，有的在继续上学学更多的技能，希望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培训费用也可以向政府申请，我听了很惊讶。玛丽说她觉得不公平，学位和技能高的人，政府就不再支付培训费了，只给那些学位和技能低的申请者，而这些获得政府补贴的人觉得这是理所应当。有些人不求上进，只是想像现在这样，过一天算一天，虽然这些钱不够过奢侈的生活，但是总是会有。而那些不甘于现状、想要为一个更好的将来奋斗的人，就必须付出成倍的辛勤、奔波和不懈的努力，经历更多的挫折、失败和艰辛，最终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却发现税后的收入并不比现在多出多少，因此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结果望而却步，比较下来当然是安于现状更容易轻松，什么也不用做，不用劳心劳神劳力，只是每月领取补贴就好。我问玛丽这种补贴有年限吗，她说目前没有，就是说他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我无法想象德国全国该有多少失业的年轻人需要靠政府的补贴生活。
我常去的邻村的超市里，就又几位很年轻的店员，他们看似刚毕业的学生模样，18、19、20岁的男青年，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银、上货，我常常会想他们这么年轻难道没有更好的工作吗？村里的邮递员20多年来一直都是一位现已50岁的女士，去年一位年轻小伙子替代了她，他每天开着邮局的黄包车挨家挨户递送邮件，每次他送来邮件转身离去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会想，这么好的年轻人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吗？今天听了玛丽的这番话，我有些明白了，有一份工作已实属不易。
年轻人要创业
玛丽打开电脑给我看她画的画，的确不错，很有天分和想象力，她的画有的被某小镇市政厅陈设，有的被人购买。她喜欢并擅长设计，她设计的图案已经用于餐具、明信片和儿童服装，有些设计还取得了专利。她关注到一位女设计师成功地将自己设计的产品打入著名百货市场，设立了自己的产品专柜，这使她大受启发和鼓舞，她觉得自己也可以走这条路。
在她的生日派对上，朋友介绍了一位金融界自由人士哈默，另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位30多岁的土耳其商人卡哈利，他在德国拥有几家公司，经营着贸易和不同的生意，他们都表示对玛丽的设计感兴趣，经过一番磋商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由哈默根据玛丽的想法帮助她完成一份详实、有说服力的商业计划书，然后以此帮助她向申请银行贷款，时间是几个月到半年，而作为他的工作酬劳，将由卡哈利的公司支付25,000欧元给他，条件是玛丽为卡哈利的公司无偿设计公司网页界面。“25,000欧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你需要工作多久才能完成啊？”我问，玛丽说其实她工作得很有效率，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而且卡哈利的公司已经投入使用了，卡哈利除了为玛丽支付这笔钱让哈默帮助她获得银行贷款之外，还很热心地为玛丽介绍其他的私人投资商，他说：“如果到最后没有人投资的话，我自己投。”看到这么多人对自己的想法和设计感兴趣，玛丽大受鼓舞，她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尽管妈妈总是告诫她说银行和私人投资商都是逐利的，要她小心、慎重，她不相信银行和这么成功的商人都看走了眼、在这里浪费时间，她决心一试。
她找到德国大型连锁商场KARSTATT，谈了她的想法，即用她的设计图案制作儿童服装，他们很感兴趣，玛丽想到以来样加工（OEM）的方式在中国或者土耳其生产儿童服装，然后由KARSTATT进口到德国，因此她向我了解在中国委托生产服装和进口德国的一些情况。
期盼公平正义
在我们两人说话的时候，我先生和莫妮卡正聊得火热，他们在谈最近的选举。正值2013年7月德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临近，究竟谁能成为下一届总理，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好奇，有机会就询问人们的观点，我所遇到的除了极少数人支持现任政府外，大多数人对现任政府不满，而且怨声载道，但是他们又苦于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因为其他政党的竞争地位似乎很弱，无法与默克尔领导的政党形成抗衡，所以人们总是对德国的前途唉声叹气。
玛丽在柏林Spree河游船上
以上是中年人的看法，我很想知道德国年轻一代的看法，于是我问玛丽亚下届总理准备选谁，她摇摇头说不知道，我问为什么，她说没有什么选择，我又问她对现任政府满意吗，她想了想说：“我看到的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没办法对他们满意。”我请她具体谈，她说对现行的很多法律法规不满，我又请她举例说明，她告诉我说最近在柏林发生的两起刑事案件中，涉案人员一死一受伤，而判决结果没有惩治元凶，反而判受害一方获刑，不是惩恶扬善，反而是纵容了罪犯，使人们大失所望，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这是根据现行法律条文判决的。类似的刑事案件很多，判决的结果总是让人感到不公，她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伸张正义、打击邪恶，那么它将是没有希望的。
“还有”她说：“我看到有些人不用劳动、不用付出，就能获得政府的补助，长此以往对大多数辛苦工作的人不公平。例如外国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他们因为丈夫在德国工作，就把一大家人都接到德国来，他们的妻子们每人生三个、五个孩子，按照德国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可得到政府的儿童津贴。这里的阿拉伯人在讨论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惯，但是我们从没有听到德国人去阿拉伯国家，在他们的土地上要求他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在柏林有很多外国人聚集区，最多的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自己都说柏林已经成为全球土耳其人最多的城市，这里还有阿拉伯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区域有黑帮，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黑帮组织常常互相火并，打架斗殴伤人，制造治安刑事案件，把这里的治安搅得混乱，但是却从没有听说有德国本地人的黑帮，更没有听说过德国人黑帮到这些国家捣乱的。在柏林的餐馆、店铺都要向这些黑帮交钱，不然就会有麻烦，做不成生意。”她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我问：“那么你们没有想什么办法吗？怎样来改进这种状况？”她说：“我们当然想了，我们找到关系，某人通过关系介绍我们去找某个政党的大人物，他们接待了我们，我们当时很激动，能跟这样的大人物直接对话令我们很兴奋，我们向他陈述我们的想法和建议，他很认真地听我们讲，还指派旁边人做记录，我们把想法全都告诉了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过后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没有任何结果，让我们大失所望。”
最后玛丽补充说：“现在我们看清了，那些政党、政客们都是一样，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并不为百姓着想。”我问：“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没有，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万般无奈、无比失望地摇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