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谁动了我的奶酪”——浅析欧美对“一带一路”的心态变化
作者：扬之
年初以来，欧美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质疑声浪：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期间，告诫“新丝绸之路”不应成为一条“新的霸权之路，让沿线国家成为附庸”；2月初，英国首相梅访华期间也未对中国的这个倡议敞开怀抱，而是希望中英双方共同努力，以最佳方式开展项目，确保其符合“国际标准”。
2月中旬，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在“慕安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的投资来宣扬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并提议欧盟筹集资金，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参与东欧、中亚以及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也附和着表示，欧洲“不能把新丝绸之路的规则交由中国来制定”。
德国外长Sigmar Gabriel在慕安会上致开幕词
无独有偶，美澳日印四国日前透露正在筹划一个针对“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只不过该计划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成熟到可以宣布的程度”。2月21日，一向低调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会见马其顿总理扎埃夫（Zoran Zaev）时，突然对中国“发难”，警告中国不应将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与政治诉求挂钩。
从西方阵营的不同国家最近在不同地点密集地发出类似的声音这个事实看，基本可以判定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次联合行动。欧美舆论也给“一带一路”冠以各种眼花缭乱的名称，如，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特洛伊木马”、“中式全球化”、“金钱帝国”等。
对此，中国官方和民间均表不解，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将质疑“一带一路”的欧美国家称为“新的八国联军”；还有专家学者甚至套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那段话，认为欧美正在全力围剿“一带一路”这个“幽灵”。并把这些围剿者统统视为“反华势力”和“反全球化者”。
双方这种“针尖对麦芒“的表述显然缺乏理性，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容易把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评估引向“文革式”和“冷战式”的逻辑泥潭之中。这对我们认真研讨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益处不大。
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过程
严格来说，“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还是德国人发明的。提到冯·李希特霍芬（von Richthofen）这个名字，中国读者首先想到的或许是一战时的著名飞行员“红色男爵”（der rote Baron）——曼弗雷德·冯·李希特霍芬。其实，在这个贵族家庭中，还有一位同样有名，那就是曼弗雷德的叔叔费迪南。
费迪南·冯·李希特霍芬是德国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和地质学家。1860年至1862年，他参加了普鲁士政府组织的“东亚远征队”；五年之后，他先后几次远征中国，靠近古楼兰遗址的罗布泊位置就是他指出的。如今一些中国地名的英文名称，如“Richthofen Range”（甘肃的祁连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提出“丝绸之路”名称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Richthofen）
他在1877年出版的五卷本巨著《中国——以亲身旅行为基础的研究结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中，把历史上形成的那条从地中海经中亚地区至远东的陆上商道首次称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此概念一经问世，便很快流传开来。
2013年，中国政府借用这个举世闻名的标签，来为自己新的跨国基建倡议命名：“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其中，“一带”指在陆地连接亚太地区与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指在海上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及欧洲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个直接由北京顶层设计的举世无双的全球性的超级经济和战略大项目。
一带一路示意图
开始时，外界并不清楚这个怪怪的、甚至有些拗口的新名词究竟涵盖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因此有些不知所措，无以应对。今天，这个倡议已成为全世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回顾过去五年，外界对“一带一路”（OBOR）的了解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3年倡议的提出至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立。该阶段的特点是“观望与好奇”。由于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加上中国的对外宣传，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非常严峻的基建瓶颈状态和建设需求，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国际主流媒体虽然对“一带一路”的可行性以及背后的动机表示怀疑，但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好奇心，渴望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来增加对其的了解。
第二阶段从“亚投行”正式启动至2016年底美国大选结束。此阶段的特点是“谨慎与矛盾”。“亚投行”的成立可以说是围绕“一带一路”的一个爆炸性事件，更是中国与欧美进行国际博弈中的一个分水岭，充分体现了北京真正落实该倡议的意志和决心。欧美诸国此时的心态非常矛盾：一方面不愿意错过极大的商机，所以纷纷加入亚投行，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个“中国创意”会冲击现有的西方国际体系，所以，美国和日本继续采取审慎的观望态度。
第三阶段始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采取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新政。该阶段的特点是“焦虑与不安”。随着“一带一路”的进一步铺开，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风生水起。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阵营，对其的反弹表现变得日益明显，并发展到今日大有采取各种反制措施的架势。这一方面显示“一带一路”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欧美已切实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
在国际大棋局中，此消彼长是常态。“一带一路”越成功，欧美的反弹必然越强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有专家学者认为，现在不该再回避谈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换句话说，就是到了该向西方“亮剑”的时候了。问题是，我们真正了解西方紧张和不安的原因吗？
德国对“一带一路”的心态变化
最近比较高调质疑“一带一路”的德国，应该说一直是全球化最坚决的拥护者，对中国的态度也非常务实。要说德国属于“反华势力”，恐怕已脱离了理性探讨的范畴。德国对中国倡议的心路变化，对我们了解欧美的思路及逻辑很有益处。
确切地说，德国也是在2015年“亚投行”（AIIB）启动后，才开始慢慢发现“一带一路”并不是个简单的“花瓶”，而是货真价实的经济大单，直接关系到许许多多的基建工程，商机相当可观。于是，它不顾美国的反对，跟着英国很快以45亿美元的身价入行。
但是，毅然入行不等于没有疑虑。在德国人的眼里，中国的这个构思的确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疑问。譬如：这是个统一规划、目标明确的项目？还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德国认为，如此规模的项目必须符合“透明，兼容，持续”等标准，而不应是急功近利的行为。德国的态度体现了其“工匠精神”中追求细节的传统，也包涵西方对“东方巨龙”的游走方向和真正目的尚不确定的担忧。
默克尔虽然收到了邀请，但没有亲自去参加去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本身就说明，德国对中国倡议的疑虑在过去几年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代表德国出席会议的是经济部长吉普理斯(Brigitte Zypries)女士。她在会上表示，若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协议内容不包括保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那么德国将不会签署联合声明。德国外交部新设的“亚太局”负责人雷普女士（Ina Lepel）曾表示：“德国对合作持开放态度，但我们不会轻易放弃我们的底线和原则。”她说的“底线和原则”包括必须坚持国际公认的规则以及环保、劳务和社会标准等。项目必须具备经济、生态和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特质。换而言之，德国既看到一带一路的机遇，也关注其中蕴藏的风险。她说：“我们并不幼稚，基础建设本身还不足以成为成功发展的保证。”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德国的担心和疑虑，未必都出自地缘防备心理，或许也源于自己援外项目中的经验教训，所以，德国人很重视中国倡议的“透明性，兼容性和持续性”。还有一个判断也影响了德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中国投入的资金未必能满足亚洲的基建需要。根据亚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去年的报告，至2030年为止，亚洲基建需资26兆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投入显得有些杯水车薪。因此，德国认定，中国虽然资金和资源丰厚，但自己一家恐难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故而离不开亚行、德国和欧洲这样的伙伴参与。基于这个认识，德国把自己定位在“制定规则”的行列中。
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德国企业采取了具体措施，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譬如，德意志银行（Deutche Bank）投入30亿美元加盟中国的国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终点站之一的德国北威州杜伊斯堡港（Duisburger Hafen），每周有24列远程列车在此装卸；德铁（Deutsche Bahn）也打算加强“一带一路”的参与度，2016年与中方签订了深化合作的协议，中铁和德铁准备携手研发基建项目。
从中可以看出，德方的参与热情目前还仅限于大企业。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小型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参与大型项目的经验还比较弱。但是，德国政府相信本国企业能做出更多的贡献，它们之所以还犹豫，就是因为相关条件在他们看来还不够公平，中国的某些经济领域对外还处于封闭状态。德国政府也在尝试与中方沟通，希望中方能更加敞开透明，譬如在竞标方面，这是公平的标志。
另外一个令德国企业犹豫的因素是政治层面的：“一带一路”在有些方面触及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譬如，陆上丝绸之路很大部分要经过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海上丝绸之路则涉及印度的地缘利益。所以，德国是否参与以及参与多深，当然不能不顾及印度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反应。雷普女士表示：“中国的主控地位也是令人担心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那些小国，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有明显的压迫感。”
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Ina Lepel女士（雷普，右二）在巴基斯坦出访
导致德国最近公开质疑“一带一路”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是中国与中东欧2015年来越来越密切的“16+1”合作。在这16个伙伴中，绝大部分都是欧盟成员。作为欧盟的老大，德国当然担心中国会通过经济合作来影响欧盟内部的政治决策。譬如，去年六月，欧盟试图通过决议，呼吁重新关注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最后，该议案由于成员国希腊的反对而未获通过。
德国的疑虑、担心或拒绝反应出来的其实是整个西方的惯有思维模式。这次默克尔在接见马其顿总理时对中国发出的“不能把投资与政治诉求挂钩”的警告便是最好的例子。她在诟病中国的时候，自己却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什么是“与政治诉求挂钩”的最佳标本：对于正在寻求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马其顿来说，在欧盟内一言九鼎的默克尔的这番话虽然指向“远在天边”的中国，可实际上也是说给这个巴尔干小国听的。意思是，你若想加入欧盟和北约，最好离中国远些。
“一带一路”的属性问题
在围绕“一带一路”的博弈中，有一个现象颇值得玩味：欧美和中国在阐述各自意图时使用的口吻以及措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方当年在提出“一带一路”概念时，特别是亚投行成立时，反复强调中国的举措绝非“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某种补充”；欧美现在对“一带一路”提出质疑和准备反制措施时，也阐明自己并非“反对新丝绸之路本身，而只是寻找某种替代方案”。双方如此这般地不愿意把话说绝，既反应了现实的“胶质性”，也凸显了利益的“对抗性”。
笔者还注意到，中国官方和学者对欧美的质疑多表不理解，并反复重申，“一带一路”不会走地缘博弈的老套路，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以及和谐共存的大家庭。其实，这些解释说多了就疲沓了，也没太大必要。美国当年推行“马歇尔计划”，勃兰特在冷战时期实施“东方政策”（Ostpolitik），西方对改革开放的中国采取“以商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政策时，也并未苦口婆心地向苏东和中国阐述他们的初衷和意图。一个计划，无论是战略属性的，还是经济属性的，其成功与否完全基于主客双方的“需求”（Bedarf），而“需求”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更无“好”与“坏”之别。
“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关键是战后的欧洲满目苍夷，百废待兴，急需资金；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之所以能被苏东接受，同样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急需西方的硬通货币和贸易往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对华的“以商促变”政策之所以没有遇到向来敏感的中国的抵制，还不是因为经过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急需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这是供需关系，公平买卖，无可非议。
至于“马歇尔计划”的实质是为了在全球确立“美元体系”和“西方规则”、“东方政策”的战略立意是通过经济来施压政治，以图用务实主义的“小步伐”（kleine Schritte）来实现德国统一的终极目标（Endziel）、“以商促变”的潜在目的是通过经济和贸易手段在中国实现西方所乐见的“和平演变”，这都是不需要绞尽脑汁便能一目了然的事情。
同理，一个国家或集团的战略意图，可以通过经贸文化等手段、也可能使用军事手段来实现；一个大型的国家或集团计划，哪怕看似是纯经济行为，其背后都不可能没有更深的战略意图。
2013年，斯诺登披露美国的窃听计划后，世界哗然。美国的盟友也纷纷抗议，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连盟友都不放过的做法表示不解和愤怒。自己的手机也遭窃听的默克尔强硬表态：“窃听朋友，这绝对不行。”（“Abhören von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后来我们知道，窃听朋友的不仅有美国，德国的情报系统也在做。
美国的“通俄门”调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并且已对有些人提出正式指控。可就在不久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可能”也会在其他国家的选举中进行干预。只不过，他认为美国干涉的“理由是好的，是为了民主的利益。那只是为了他们好。”伍尔西虽然只说“可能也会”，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道出的是“事实存在”。
笔者想说的是，欧美愿意质疑， 就让他们质疑去好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为了讨好欧美而推出的，而是因为西方制定并主宰的国际体系已无法满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需求”是西方倡导的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的最根本元素，“一带一路”至今取得的具体成果，无需赘言便能证明这个“需求”的切实存在：中国已与 86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101个合作协议，与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近20万个就业岗位。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一带一路”是经济属性还是战略属性，关键要看它是否只造福于中国，还是普惠全球。
欧美与中国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再拿德国做例子：了解德国政情的人应该知道，德国外交的基础是与一切对全球化有塑造力和影响力的国家和集团（Gestaltungsmächte）进行合作，不管这个国家是什么政体，也不管这个集团是什么背景，譬如，俄罗斯、中国、土耳其、金砖五国集团等。问题是，如果对方不愿意按照德国塑造全球化的意愿和方式来进行合作，德国该怎么办？从实际情况来看，德国采取的是务实主义做法（ business as usual），换而言之， 这个所谓的“塑造国外交方案”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观底线”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主导德国外交政策的不是“价值观”，而是“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的战略需求”。德国是个出口国，其经济对海外贸易的依赖越来越大，因此，柏林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更多地顾及出口大户们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类似“东方政策”和“以商促变”的方案对政府来说就非常具有诱惑力，因为，它对外终于可以摆脱“经济主导外交”的狭隘名声，给纯粹的“重商主义”披上一件看似“高大上”的外衣：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民主进程。
欧美至今公开的质疑内容主要是“不公平，不透明，破坏环境，有违人权”等。客观地说，“一带一路”当然还有不少需要积累经验的地方，也不能排除“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思想和做法的存在；西方质疑的理由中，的确也含有人文关怀和文明发展的理念成分。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分析，便会发现，欧美更多的还是在用“普世价值”来掩饰自己的利益得失。
如果欧美对外投资时真的关注人权、环保、劳工保护等，当年也不会把许多破坏环境、有损健康的产品生产线移往中国，也不会不顾非常恶劣的生产和安全环境继续使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更不会在中国健全劳动法和生产体制后纷纷离开中国，转而去体制和规则还不健全的东南亚投资。面对经过千辛万苦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履行环保义务，一个工业强国却拒绝承担责任。这个事实已足够证明，欧美针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应该另有其他原因。
那么，欧美与中国围绕“一带一路”的根本分歧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既不是“理念之争”、也不是“规则之争”，“标准之争”，甚至都未必是“模式之争”，而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欧美实际上正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中：一方面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中国的进取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又一时找不到特别有效的应对方法。这份“尴尬”也在于中国如今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现行的国际体系（WTO等）。换句话说，中国借西方体系这只“鸡”在中国的“饲养环境”下生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蛋”。
西方不能否认中国基本上是按照他们定的规则运作的，如今，中国的发展已超出了其掌控范围，于是，西方只好推说“原有的体系已经陈旧，需要增加新的游戏规则”。这个所谓的“WTO+框架”，说白了就是在西方原有体系的基础上增加限制中国的条款，这里的“框架”无外乎就是要“框住”中国。为此，欧美甚至不惜采取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保护主义”措施，如计划限制中企在欧洲的并购，威胁要对中企增税等。
有两点，欧美不应该视而不见，或假装看不见：第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对中国长期实施战略包围有关，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突围”和“破局”。第二，现在质疑“一带一路”的基本上是少数大国和强国，而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说明，欧美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倡议的“普惠性”，而是无法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国际格局。
归纳起来说，西方眼下围绕“一带一路”所犯的“心病”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带一路”不仅涉及欧亚大陆，实际上覆盖了全球，欧美担心自己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受到大幅挤压。
中国通过16+1合作与中东欧国家达成基础设施协议，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不仅担心中国的经济行为会破坏欧盟内部的采购原则，更担心会影响到欧盟内部政治决议的形成。
欧美担心“中国模式”（“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或“政经合一的威权体制”）一旦成功，最终将在全球产生巨大的模仿效应，从而动摇西方的“民主模式”，影响欧盟的统一进程（Unterwanderung der EU）。
一句话：欧美对“一带一路”的抗拒其实就是觉得中国动了他们的“奶酪”，也是对中国迅速崛起和“中国模式”的不适应和绝望反应。
笔者结语
其实，欧美如临大敌的所谓“中国模式”压根儿就是一个“生于斯，成于彼”的综合产物。中国如果不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和方法，不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反之，中国如果不秉持“洋为中用”“他为我用”的理念 ，走“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之路，而是“全盘西化”“照葫画瓢”，同样无法达到目前的成果。
国内有专家学者表示，“作为老师，西方应该对中国今天的成就感到欣慰啊！”言外之意，就是欧美没有理由指责或质疑中国。这话或许带有某种揶揄调侃的意味，但希冀欧美无怨无悔地接受中国的崛起是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假如当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中国后，要求或希望中国这个“老师”为被昔日的“学生”所打败而感到欣慰，中国人会接受吗？实际上，中国被日本打败后留下的心理创伤要远远大于“鸦片战争”中被欧洲列强征服所带来的后果。
同理，日本“一国之下万国之上”的地位被中国超越后，同样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直到现在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不断使用“小动作”来试图挽回自己或许已经一去不返的往日峥嵘。
国内有专家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在眼下的造势阶段无法不高调，笔者对此不以为然。中国俗话说的好：“有理不在声高”，“酒香不怕巷子深”。与其高调与欧美去论理或解释，不如脚踏实地去践行自己的理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还有，现阶段去讨论“一带一路”方略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中国政府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有积极进取，实现“中国梦”的因素，也有摆脱经济增长一度低迷和产能过剩的无奈。就好比红军当年的“长征”，从开始时的被迫转移，到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所经历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过程。
国内有专家学者认为，只要欧美“最终认识到中国模式具有普适性时，这些质疑才会逐渐消失。”笔者认为，这是对中国与欧美矛盾的错位评估。欧美排斥诋毁“一带一路”，并非因为他们没意识到或没看到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和“普惠性”，相反，他们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才感到“中国模式”对自己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
因此，笔者相信，只要欧美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中国的“损害”，就不可能停止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排斥。那么，中国该怎么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处世心态。至于“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这样的问题，还是留待历史去评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