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华商报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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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17日,欧盟首脑会议 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其目的是要确保欧元的稳定,并促进欧元区的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按照该公约,欧元区各国的年度财政赤字不 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如一国财政赤字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则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 之0.5%的罚款。
而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简称欧债危机)则是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年在希腊等欧元区成员国所爆发的债务危机。所涉及的是欧元区内的国债危机、银行危机和经济危机。
位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
2009年10月,乔治·帕潘德里欧(Γεώργιος Παπανδρέου)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希腊议会选举中获胜,帕潘德里欧出任新总理。他随即宣布了经调整后的财政赤字(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大幅上调至12.7%)以及其他糟糕的经济数据。大大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上限。新数据导致希腊国债收益率飙升。
同年,帕潘德里欧不得不请求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为希腊制定一个援助计划。但后者拒绝了这一请求,而是将其转给欧盟。欧盟随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一起准备了一个更大的贷款方案。
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欧洲央行这三驾马车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希腊长期国债的风险溢价攀升至新的纪录水平。
2010年4月23日,希腊政府不得不正式申请财政援助。2010年5月1至2日,希腊政府与上述三驾马车商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元区国家将分别向希腊提供300亿欧元和773亿欧元的纾困贷款,而条件则是希腊必须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
在希腊债务危机暴发后,危机随即蔓延至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塞浦路斯等国。
2011年5月25日,希腊民众示威抗议紧缩政策
据分析,欧元区的体制特点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促成了债务危机的发生。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许多欧元区国家在其国家货币及汇率机制消失后未能设立合适的内部调节机制。
简而言之,欧洲货币联盟十年前正处于崩溃的边缘。2008年的金融危机震撼了世界,希腊实际上已经破产。即使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也深陷债务困境,并导致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逐渐消失。
而就在欧元命运危在旦夕之际,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2012年7月26日在伦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他表态称:“欧洲央行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欧元”。据称, 正是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这一力挺欧元的措辞逆转了欧债危机。市场终于逐渐平静下来。
欧洲央行随后开启印钞机,将利率降至为零,并推出购债计划,大量购买成员国债券。欧债危机渐行渐远。
但现今这种危险却有卷土重来之势,确实令人十分担忧。
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已导致欧元区国家的债务水平急剧上升。2021年欧元区平均政府负债率高达95.6%,早已超出《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上限。
在19个成员国中,去年只有爱沙尼亚、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和荷兰这7个国家的公共债务仍低于60%的门槛。其余12个国家债务水平均高于60%, 其中比利时、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这7个国家的负债率竟然超过100%,希腊和意大利更是分别达到惊人的193.3%和150.8%。
即使德国的公共债务2021年也已攀升至69.3%。
而就赤字率而言,在欧元区的19个成员国中,2019年时还没有一个国家超过3%,只有一个成员国正好为3%,那就是法国。而2021年竟有12个国家的赤字率超过3%, 其中马耳他(8%)、希腊(7.4%)、拉脱维亚(7.3%)、意大利(7.2%)、西班牙(6.9%)、法国(6.5%)和斯洛伐克(6.2%)7国甚至超过6%。
十多年来,欧洲央行一直在通过购买债券在向市场灌注流动性。此外,欧元区利率早在2016年3月16日就已降到零。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德拉吉并宣称:“利率将会在长时期内保持低水平, 非常低的水平。”
欧洲央行之所以要维持超低利率,就是要让欧元区国家能够承担其债务。但这也同时会导致通胀率进一步上升。德国经济学家福尔克尔·维兰德(Volker Wieland)早就指出:“一旦货币供应量激增这样的情况长期持续下去, 迟早将会导致价格持续升高。”
德国经济学家福尔克尔·维兰德
为此,维兰德表示:“如果走到这一步,欧洲央行就不得不收紧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欧洲央行应该停止其债券购买计划, 然后是削减膨胀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如果较长时期存在价格压力,那么欧洲央行“还必须提高利率”。
《明镜》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欧洲央行届时将不得不作出抉择:是在其位,尽其职, 认真对待这场遏制通胀的斗争, 从而收紧货币政策,还是在顾及遭新冠疫情重创的各国财政而较缓慢地着手处理此事, 从而会冒价格进一步失控的危险?文章最后尖锐地指出:“很快就能显示出欧央行实际上究竟有多大自主 性。”
为了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率,美联储自今年3月16日以来已四次升息。
6月17日和7月27日,美联储还迎合鹰派的要求,连续两次大幅加息75个基点, 联邦基金利率区间骤然已升至2.25%-2.5%。
然而,美国6月份同比通胀率已达9.1%,远远超出美联储所设定的2%的长期通胀目标。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此前曾明确表示,美联储将毫不犹疑地继续加息,直至通胀回落。因而,美联储仍将会继续大幅提高利率。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随着美联储开启升息通道,美元与欧元的利差越益扩大,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7月12日,欧元兑美元跌至1:1, 20年来首次与美元汇率持平,翌日一度甚至报收于0.9998美元,跌得惨不忍睹。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W)所长米夏埃尔·许特尔(Michael Hüther)就曾表示:“欧洲存在输入型通胀的危险。”
今年7月份,欧元区通胀率攀升至创纪录的8.9%。这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远远超过欧洲央行所设定的“低于但接近2%”的目标值。
鉴于通胀率不断攀升,要求欧洲央行采取行动的压力不断加大。7月21日, 欧洲央行11年以来终于首次加息,且一下子加了50个基点,幅度超过预期。但其加息步伐依然远远落后于美联储。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央行的这一升息举措虽然有助于抑制通胀,但同时也使希腊、意大利等负债率居高不下的欧元区成员国的融资成本变得更加昂贵。有分析称,爆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风险在增大。因而,对欧洲央行决策者而言,升息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
德国宏观经济和经济形势研究所(IMK)的经济学家安德鲁·瓦特(Andrew Watt)最近向媒体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由于大流行病的后果、俄乌战争的影响以及眼下利率的上升,不能排除欧债危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而意大利和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则是衡量风险的一个关键指标。《新苏黎世报》网站7月17日刊文称:“意大利和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利差)即刻上升到200多个基点,接近6月初的水平,当时欧洲央行因欧元区利差上升而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
该文随即指出:“在欧洲央行决定首次加息之前(这将在7月21日进行),就必须为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提供一个救援计划,以便让它们的融资成本不会上升太多。”
为此, 经济学家瓦特也直言道:“最大的危险显然来自意大利,原因是低增长率、高利差以及无论是就GDP占比还是与成员国相比而言的高债务三者的结合。”
根据Statista 网站2022年5月11日公布的数据,意大利总债务2021年估计约为2.68万亿欧元。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其债务规模简直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意大利看守总理马里奥·德拉吉
德国经济“五贤人”之一的阿希姆·特鲁格尔(Achim Truger)则认为目前高负债国家的风险溢价是个问题。他表示:“如果因投机或反应过度而急剧上升,个别国家可能会陷入支付困境。这确实会有爆发第二次欧债危机的危险。”这位经济学家并警告说,不要像第一次欧债危机时那样采取 “匆忙出台的紧缩政策”。他表示,为了减少国家债务,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增长和时间。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以来已第三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
德国经济“五贤人”之一的阿希姆·特鲁格尔
7月26日,该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Piere-Olivier Gourinchas)载文指出:“欧元区今年的增速预测值被下调至2.6%,2023年为1.2%,反映出乌克兰战争的溢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收紧。”由此可见,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
如上所述,欧洲央行之所以直至7月21日才升息,是因为它处于两难境地。
但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欧洲政策中心主任亨宁·弗帕尔(Henning Vöpel)就认为,欧洲央行不可能一方面人为地使成员国拥有有利的融资条件,另一方面又令人信服地抑制通胀。
有媒体报道称,国际投资者现担心,欧洲经济会因其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而被进一步拖累。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主要是通过美元结算的,而欧盟国家必须进口大量的能源,因而就加大了欧洲的通胀压力。欧洲央行决策者将不得不继续升息。
当然,欧洲央行在加息的同时决定推出所谓的反金融碎片化工具TPI (Transmission Protection Instrument,传导保护机制)。它原则上类似于欧洲央行迄今为止的购债计划。欧洲央行将有针对性地购买欧元区内面临危机国家的政府债券,以防止诸如意大利和德国国债收益率之差越来越大, 从而缓解高负债国的压力。
然而,对此举措也有不同的看法。弗帕尔就警告说,这将会增加政治依赖性以及未来爆发危机的危险性。
而经济学家瓦特则担心,欧洲央行一方面要通过购买债券来阻止碎片化, 另一方面又要抑制通胀,可能会力不从心。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所长克雷门斯·菲斯特(Clemens Fuest) 也警告称:“财政政策不是欧洲央行的任务。它应该专注于抗击通胀。”
然而,当大部分经济学家焦急地关注着意大利或西班牙时,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许特尔却将注意力意外地转向了德国的邻国法国。他语出惊人地表示:“对我而言,法国改革不力和政治不稳定似乎是欧元区最大的风险。”
法国2021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112.9%,远远超出《稳定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60%。而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则认为这一债务上限已经“过时”, 并公开表示支持新的债务规则。
而值得关注的是,6月19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后,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阵营未获法国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其执政前景堪忧。这可能也是许特尔所言的“政治不稳定”。
当然,欧盟去年7月21日曾就7500亿欧元重建基金达成协议,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均受益匪浅。按照许特尔的观点,由于重建基金需与改革相挂钩,因而欧元区的状况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期将会变得更加稳定。此外,南欧国家所获贷款的期限都较长,付息压力相对较轻。因而,除非出现极端情况,否则新一轮欧债危机爆发的机率较低。
然而,一旦欧元区的一些成员国持续不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相关规定,长此以往,将会对欧元的稳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不利于抑制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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