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国演义》德文版译者尹芳夏：在阿尔卑斯群山上译介“经典中的经典”
作者：沈彬彬
“既然要选，那自然是要在四大古典名著中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国演义》，因为它是四大名著中最早的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一本历史性小说，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谈话中间，也许，你会惊羡于她译介鸿篇巨制的勇气和胆识；
“译介过程中，曾被‘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这一部分难住。之后通过先字面翻译，再试图通过画画和计算来理解这部分的工程原理。最后才突破了这一段的‘技术’难题，顺利将其译成德文……”也许，了解得愈深入，你愈会惊叹于她作为一名译者的务实和较真。
她就是《三国演义》首个德文全译本译者、德国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尹芳夏教授（Eva Schestag）。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尹芳夏教授
古语有云：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对于尹芳夏而言，在选择文本的时候，她也持同样的态度——要么不翻译，既然要翻译，就要挑选“经典中的经典”；要么不翻译，既然要翻译，就要将其译成“精品中的精品”。毫无疑问，作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很自然地便进入到她的视野，也很符合她的审美标准。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通俗长篇历史小说，描写了东汉灵帝（184年）到晋武帝（280年）期间，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它以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作为故事的开端，以晋朝灭掉吴国结束三国分立局面为终结。书中生动描绘了三国时代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
由于此书多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等史书，因而它不仅是一本生动的小说，又是一部形象的历史和军事参考书。尤其对于当时战争的描写，颇具特色，令人百读不厌。它对政治上、军事上胜败原因的分析，更是有独到的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2017年11月3日，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举行的第四期“对话总领事”活动上，德国《华商报》总编修海涛采访尹芳夏女士
尹芳夏举例说，满清初年的几位皇帝就非常喜欢《三国演义》这部小说。
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少年时代经常去抚顺做买卖，学会了汉话，并在那里接触到《三国演义》。他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从中学到不少兵法与韬略。此后行军、打仗都要随身携带，以备查阅。
此外，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极也喜欢读《三国演义》，他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来讲道理、说服人。据史料记载，1635年，清太宗在给朝鲜国王的一封信中写道：“当年黄忠与关羽作战，黄忠马失前蹄坠落在地，关羽并没有趁机杀掉黄忠，而是让黄忠换一匹马再战。关羽认为乘人之危不是真正的勇猛。”以此旁敲侧击朝鲜国王，要他讲信义，不要趁清朝与明朝打仗的时机进攻清朝的后方。
由于清太宗太喜欢读《三国演义》，他的臣子沈文奎便劝谏他说：“《三国演义》仅是一隅之见，皇帝不该偏重一本书，以一本书的观点治军治国。”清太宗哪管这一套，他不仅自己照读不误，还要求大臣们也读这本书。由于这时清朝入关不久，许多满族文武大臣不识汉字，清太宗就命一批兼通满汉文字的专家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不等全书译完，清太宗就常把译好的精彩片段赏赐给大臣们。
为了表示对《三国演义》的推崇，清太宗还把它同《孟子》、《资治通鉴》、《六韬》并列为“临政规范”。遗憾的是，清太宗没等到满文本《三国演义》问世就驾崩了。幸运的是，继位的顺治皇帝，也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在他的监督下，1650年，满文《三国演义》全部译成。他立即下令将此书颁行于满族官员中，还重赏了参与翻译工作的范文程等人。
到了乾隆皇帝时，由于他经常打仗，他爱读《三国演义》，将领们也把阅读《三国演义》作为学习古代兵法的捷径之一。地位低的人通过研究此书求得一官半职，而作官的人则以这本书记叙的方式选拔良将。乾隆时的大将海兰察原来只是运货的小伙计，由于他熟悉《三国演义》中的兵法，并能巧妙地运用于战斗中，因而屡立战功，被嘉奖为“超勇公”。
当然，这些都是旁话，暂且不表。至于说起尹芳夏与《三国演义》之间的缘分，就不得不提费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这是一个以出版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为重点领域的出版社。原来，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在这次书展上，费舍尔出版社推介了一套四卷本的中国古文精选。“我在其中编写了中国哲学卷和中国古典诗歌卷。”
尹芳夏告诉笔者，原本她们希望在这套丛书中加入一本小说，“但是当时没有时间去重新翻译一本长篇小说了。”无奈之下，出版社就收录了已故汉学家满晰博（Manfred B. Porkert，1933-2015）翻译的《封神演义》。“他也曾经是我在慕尼黑大学求学时的教授。”
尹芳夏为费舍尔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哲学卷
尹芳夏为费舍尔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古典诗歌卷
在2009年书展之后，费舍尔出版社就和尹芳夏讨论了要翻译一本长篇小说的问题。在尹芳夏看来，“既然要选，那自然是要在四大古典名著中选。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三国演义》，因为它是四大名著中最早的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一本历史性小说，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就这样，在2011年的时候，费舍尔出版社就正式委托她进行对《三国演义》的翻译。
尽管当时费舍尔出版社委托尹芳夏翻译《三国演义》的时候，并没有给她太大的时间压力，也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但是我知道这个期限迟早都会到来。”所以，在翻译《三国演义》的这六年里，可以说她是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其中。“如果非要说翻译经典著作最大的困难，那应当是坚持和自律。我认为这是最难做到的，也是译者精神的精髓所在。”
尹芳夏《三国演义》德文译本封面
在说到具体文本中的翻译难点时，尹芳夏表示，“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最难的就是人名。”但凡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一千个。很多人物，除了姓和名之外，还有字和号。应该说，若没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和历史素养，即便是中国人，看这部小说也是颇为棘手的。
翻译的难度也正在于此。面对海量人名和地名时，德语只有寥寥无几的字母可供支配。不懂汉语拼音的德语读者不会知道，同样的拼音背后可能是不同的汉字。这肯定让人头晕。“因此，我在每页的脚注和书尾的附录中加以针对性的提醒和说明。”尹芳夏笑着说，“我只是把名字‘改写’成拼音，从未想过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成德语”。因为她觉得，其一，上千名字不可能都找到合适的翻译；其二，翻译人名可能会不恰当地把复杂的角色简单化。
“德文版里面不会出现汉字，所以人名只能用拼音来翻译。”尹芳夏感慨说，但是用拼音的话，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就没法避免。再加上这些人物除了姓和名之外，还有字和号。“所以为了避免混乱，我决定每个人物固定只用一种译法，那就是用姓名。”
此外，为了帮助德语读者厘清人物关系，尹芳夏还尝试用脚注来做一些说明，尤其是隔了很长篇幅之后重新出现的人物。不过，尹芳夏也注意到，“读者可能也会慢慢发觉，其实不需要弄清楚每个人物的具体名字，只要有一些耐心，跟着情节走，也能对这些人物形象有个具体的认知。”
在尹芳夏眼中，翻译文本另一个难点，就是官名和封号的翻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官名和封号纷繁复杂，牵扯到三个国家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为严谨起见，尹芳夏参阅了不少关于汉代官衔的研究论文。
此外，书中还出现了大量历史文献，比如最著名的《出师表》。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诏书、檄文、悼文、诉状、诗歌等等，“这些文本翻译所花费的时间，要比正文叙述部分多得多。”
话题聊及《三国演义》原著中所使用的语言问题时，尹芳夏两眼放光。她告诉笔者，“古雅的文言文，言简意赅，言近旨远。这样的文字深得我心。”
在具体的语言转换和翻译策略上，尹芳夏举例说，“在人物对话中的敬称（您），我没有使用现代德语中常用的‘Sie’，而是用了比较有历史感和距离感的‘Ihr’。此外在行文中，我会避免使用口语化的表述，每一句话写下来之前我都会斟酌一二。但同时，我也要避免语言过于僵化，应当保持文字的生动性。”
尹芳夏所说的“文字生动性”，还体现在小说中的大量对话。她告诉笔者，在小说对话开始前，中文总喜欢以“曰”字开始。“你是学德语的，应该知道，德语中很难想象通篇只用一个‘说’字。”因此，尹芳夏在翻译中间，统一了对话形式，即采用戏剧剧本的方法——人名后就是要说的话。中文的“曰”就用德语的冒号和双引号代替，这样则显得更为生动。
针对文言文的简洁和特有的文理，尹芳夏在德语翻译中，也采用了诸如排比、对偶和首语反复等修辞手法进行对应。例如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中的隐喻手法，她也试着在德语中使用。“只要它不让德语世界的读者觉得过分陌生即可。”
尹芳夏《三国演义》德文译本中关于曹植七步诗相关的译文
自译介《三国演义》以来，尹芳夏常要回答“最喜欢的三国人物是谁”这样的问题。提问者列举了曹操、孙权、刘备、关羽、赵云等重要人物，唯独没有提到诸葛亮。她后来发现，对方不问诸葛亮，是基于一个文字游戏：“他们觉得诸葛亮是神，不是人。”
通过自身翻译，尹芳夏了解到，历史中的诸葛亮本是隐士，与世隔绝，饱读诗书，却没有迂腐的书卷气。诸葛亮登场时，带着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说话声从四轮小车那里传来时，读者马上知道，这位蜀国军师正端坐于此，羽扇纶巾，身着黑袍。“这种典型形象贯穿于小说。”
当然，诸葛亮虽贵为蜀国丞相，却总是穿着道袍登场，这也体现了行文中间作者的一种“矛盾”（笔者注：指儒家和道家都想把诸葛亮引为自己的代表）。但这种“矛盾”，在尹芳夏看来，却最为真实不过。
“于我自己而言，儒道之间也是我真实的模样。”尹芳夏表示，在平时工作和生活中间，她尽职尽责和积极认真的态度，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体现。不过，在内心世界，尤其涉及到哲学思辨层面，又觉得自己更倾向于“老庄之道”。
而尹芳夏对诸葛亮的欣赏，还体现在孔明先生形象的真实。她告诉笔者，诸葛军师聪明而有远见，如果没有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怕是永远不可能成为蜀国领袖。“但是他会犯错，也没能从宿命中解脱，最终也像任何人一样要面对死亡。尽管如此，当我们读到赤壁之战这样的宏伟史诗时，还会因他的天才而拍案叫绝。”
2017年11月3日，时任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王顺卿（右）在第四期“对话总领事”活动上与尹芳夏女士对谈
谈到曹操和刘备这一对欢喜冤家时候，尹芳夏说，“他们俩不只是简单的对手关系，还体现两个完全相反的道德类型。”众所周知，曹操首先以篡权者形象登场，他肆无忌惮，残酷而迷恋权术；而刘备作为汉室的合法继承人，谦逊、人道而忠厚，有责任感和同情心。
不过，这些邪恶和善良的寓言在行文中将变得支离破碎，甚至自我矛盾。虽然罗贯中因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尊刘贬曹，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更加血肉丰满，一方面阴险狡诈刚愎自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对手怀有敬意。与依靠军师的刘备相比，曹操是更加独立的政治家和军阀。
曹操不只是“奸”，他也有智谋。他待敌人以敬、以宽，在战事中也显示出坚强和勇敢。与之相比，刘备未免过于软弱，太依赖他的智囊团。“他老哭，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的百姓之上，最终导致了汉室衰落。”
为时任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王顺卿总领事会见尹芳夏
正如尹芳夏在《三国演义》译后记中所言，刘备的大业便是在一次重要的决策中功亏一篑的：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在吴国被杀害，于是刘备打算为他复仇。但鉴于蜀国当时面临的冲突局势，还有匡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宏图大志，那时他们正计划进攻魏国。“原本应当北上伐魏，却因为‘手足之情’这样的‘妇人之仁’，竟然将既定的国策临时更改为东进攻吴。这注定了蜀汉的覆灭以及第二位结义兄弟张飞的丧生。”（笔者注：尹芳夏《三国演义》译后记翻译部分，陈再浩对此亦有贡献）
谈及刘备的优柔寡断，尹芳夏感慨万分。在刘备身上，她看到的，是就当时而言“过时”的儒家世界；而曹操，借着新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浪潮，成为了一个“暴发户”。
有感于尹芳夏教授对《三国演义》和中国经典名著译介深深的爱与一片痴情，文末，填词一首，是以为记。
《临江仙·赠尹芳夏教授》
惊涛拍岸，往事已随风。
曹魏恰逢及时雨，还悲吴蜀深宫。孔明公瑾俱成空。
楼仁遥译，伏案古今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