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比较中国艺术家叶永青和德国艺术家贝尔特拉奇
作者：蓝镜
最近因为中国艺术家叶永青“抄袭”比利时艺术家西尔文（Christian Silvain) 一事，在艺术界内（甚至还超出了艺术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统观下来，几乎所有争论的起点和终点都集中在对“抄袭”一词的不同理解上。 对“抄袭”行为的不同理解导致争论中出现很多不恰当的类比，这些不恰当的类比只能使是非更加混淆，而且这种鱼龙混杂一起批的评论对艺术本身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我大致把这些不恰当的类比总结如下：
中国艺术家叶永青
这种比较混淆了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原则与精神本质。当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艺术家摆脱了手工艺工作者的身份，成为被允许（亦或是被要求）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甚至在某些范围内拥有特别豁免权的一个特殊群体。衡量当代艺术优与劣的重要标准包括：个性化的语言、鲜明的首创性、冲击力的强度、艺术家的真诚度等等，一个艺术家只要能把这些要素中的其一做到极致，就有可能在世界的艺术舞台上脱颖而出。（例如，伊夫. 克莱因的成功是因为个性化的语言；马列维奇的成功在于首创；克里斯托的成功在于强度；阿布拉莫维奇的成功在于真诚性……）而传统艺术当中， 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正因为这种原则上的不同，“抄袭”这种行为在两种艺术概念中的性质也完全不同。
比利时艺术家西尔文。
戏仿是一种逆向的再创作，典型的特征是把艺术史上家喻户晓的名作做为模仿对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解构式的再创作，在这里举一个艾未未的作品为例。
左边是艾的作品，右边是博伊斯1970年的作品。
博伊斯的毛毡西装是当代艺术中无人不知的一件作品，把这个作品作为模仿对象， 其目的很显然不是想把对方的原创成果窃为己有，而且由于再创作的作品因其所选用的材料和形式都有自己鲜明的指向性和象征意义，外加显著位置上夸张的解构符号（避孕套），让作者的创作起点和目的都一目了然。 我们先暂时不去评说这种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是否是一种值得赞美的方式，但是把这些作品做为抄袭的范例拿出来，却是百分之百的混淆视听。
另外，借鉴、 移植、挪用等方式也都是当代艺术中允许被使用的创作手段， 与戏仿的逆向性再创作不同，有些移植、挪用、借鉴是顺向性的再创作，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初期有很多艺术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某位外国艺术家，在资讯很不发达的封闭时代， 能嗅觉灵敏地选择出正确的借鉴对象，结合中国当时的特殊性表达出艺术家自己的思考和情感，这些行为本身就具有一种先锋性，而且在现实上，这些艺术家和其作品也的确在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国际艺术界愿意给这些艺术家提供一席之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单纯的抄袭行为，是故意隐没了被抄袭的对象，把对方的原创成果窃位己有，而且让对方的客观利益遭受损害（抄袭这个中文词在这里有超级的准确性，抄，是直接搬用，是偷和抢的行为，而袭，则是对被抄袭者利益的一次袭击）。
王广义 “大批判”
有人把叶永青的抄袭行为和大芬村的临摹做比较，这种比较也是不恰当的。一般的著作版权规定为七十年，临摹已经没有版权限制的古典绘画，并明确表明临摹作品既不是原作，也不是创作作品，那么这种临摹行为以及出售临摹作品的商业行为则是完全合法的。(好事者可以在谷歌上查询，能找到很多合法临摹古画的广告宣传），而抄袭则是谎称自己是原创作者，是一种欺骗行为，它们二者之间有本之上的区别。
另外一种是如下图的山寨行为，在上海东昌滨江的这座没有任何作者名称、说明和创作年代的争议雕塑，与温蒂·泰勒在伦敦的作品高度相似。但是正是因为没有作者姓名和作品信息，这种山寨行为会被视为非常低级的，几近于胡闹式的荒唐事， 假如有哪个中国艺术家胆敢声称这些作品是他的原创作品，那么此事件的性质则将会完全不同。
左：上海东昌滨江，涉嫌抄袭雕塑。右：温迪·泰勒1973作品《Timepiece》。
现在我们再比较一下中国艺术家叶永青的作品和比利时艺术家西尔文的作品。直觉上就能判断出，这种情况与我上面列举的三种情况都不能相提并论， 在此不必多说。
左：艺术家西尔文作品，1990年；右：艺术家叶永青“抄袭”作品，1994年
最后，权当做为节外生枝的话题，我倒是很想把叶永青和德国艺术家贝尔特拉奇（Wolfgang Beltracchi）做一个比较。贝尔特拉奇因为伪造艺术大师作品于2011年被判刑入狱，（注意这里的伪造一词，不是临摹也不是抄袭， 而是伪造）与其他通过临摹而伪造原作的伪造者不同，贝尔特拉奇的伪造是通过伪造作者的风格（而且是所有大师的风格他都能伪造）“创作”出大师们“尚未流入市面”的作品，无论是风格还是所用材料以及相关理论的伪真程度都曾经让很多世界级的鉴别大师遭受蒙骗，他最后的败露是因为在伪造某大师作品时， 不小心使用了当时还没有能力生产的一种白色颜料。贝尔特拉奇的造假行为因其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引起艺术界的巨大震动， 入狱之后不断收到一些美术馆和画廊的展览邀请，其画价（这时已经是真的原创作品了）已经直逼真实大师的价格，有望能在近年内还清他的巨额罚款。
德国艺术家贝尔特拉奇（Wolfgang Beltracchi）
贝尔克拉奇的造假和叶永青的“抄袭”本来也没有任何可比性，有可能形成比较关系的是其登峰造极的程度：三十年盯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抄，抄袭的相似度高达80%-90%，在该艺术家的眼皮底下公开展示自己的作品，后作者比先作者价格高出40多倍……这些因素在程度上都超出了我们已往知道的抄袭事件，所以我建议叶永青教授要把这个行为坚持下去，继续跟踪西尔文的作品，继续提升自己作品的价格，继续大张旗鼓地展览，直到让这个比利时艺术家忍无可忍诉讼法庭，让此事件在全世界引起更大的轰动，那么这种行为就会演变成一种故意而为之的行为艺术，这个行为艺术将要挑衅的是现有艺术品价值鉴别和价格形成的系统，启动全世界（而不只是中国的）艺术界人士去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个系统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我前面强调过当代艺术衡量标准：个性化的语言、鲜明的首创性、冲击力的强度、 艺术家的真诚度，叶永青的事件是否能像贝尔特拉奇一样成功地转变性质和处境，关键在于第三点——冲击力的强度。所以，我在这儿喊一句“叶帅请继续加油吧”， 并没有丝毫揶揄和反讽的意味。
“雌雄大盗”，骗倒欧洲艺术界
丈夫沃尔夫冈（Wolfgang Beltracchi）擅长仿制名画，妻子海伦则是“营销高手”，两人夫唱妇随，骗倒了许多大拍卖行和鉴定专家，涉案金额达数千万美元。两年前，德国警方破获了这起战后欧洲最大的艺术诈骗案，将这对夫妇绳之以法。但人们的疑问一直没有得到解答——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有什么手段？为什么能够从容行骗几十年？最近，美国《名利场》杂志对尚在服刑的夫妻俩进行了独家专访，为读者解开了上述谜团。
“子承父业”造假画
沃尔夫冈1951年出生在德国中西部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个油漆匠，偶尔也仿些世界名画赚几个小钱。沃尔夫冈显然继承并发扬了父亲的天赋：14岁时，他就在一天之内仿制了一幅毕加索的名画，而且达到了几可乱真的水平。3年后，他进入一家美术学校学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浪潮席卷西方世界，沃尔夫冈深受影响，他逃课，留长发，还买了一辆哈雷牌摩托，和附近美军基地的大兵一起抽大麻。此后，他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摩洛哥、巴塞罗那、伦敦和巴黎，靠买卖旧画为生。他的画作也小有成就，1978年慕尼黑的一个画展上曾展出过他的3幅作品。但沃尔夫冈很快就厌烦了这样艰苦的创作，总琢磨着“走捷径”。“我不想把所有时间花在一幅画上。我想找乐子，旅行，和女人约会，享受生活。”
一次，他买下了18世纪一位不知名的荷兰画家的两幅冬季风景画，每幅250美元（1美元约合6.24元人民币）。作为业内人士，他知道18世纪的冬季风景画上如果有滑冰者，价钱能贵上5倍。于是，他在原画上添了两个滑冰者，果然卖出了高价。初尝甜头让他兴奋不已。此后，他买来旧画框，干起了仿制的营生。他最初模仿的是20世纪初期法国和德国的画家，部分原因是那个时期的画框和颜料更容易搞到。他造假的速度很快，有时一个月能仿10件作品。当时他经常模仿的画家之一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约翰·莫尔赞，沃尔夫冈卖了12幅他的仿画，赚了4.5万美元，其中一幅还被画家的遗孀买走。
后来，德国另一位表现主义画家海因里希·坎本东克、法国立体主义画派巨匠乔治·布拉克、超现实主义创始人马克斯·恩斯特都成了他的模仿对象。他对恩斯特情有独钟，因为“他很像我的父亲”。
最成功的“演出”
1992年，沃尔夫冈结识了34岁的海伦·贝尔特拉奇。当时，受海湾战争影响，艺术品市场比较萧条，沃尔夫冈暂停了假画生意，买下一艘帆船，雇了几个人，打算自掏腰包拍一部关于海盗的纪录片。海伦就在电影制作公司工作，两人一见钟情。在海伦眼中，沃尔夫冈是个“完美主义者”，“聪明而有教养，十分开放，擅长社交”。1993年，两人结婚。海伦很快成为沃尔夫冈的同谋，“这种行为违法，但它却很刺激，像演电影一样”。
Wolfgang Beltracchi和妻子
海伦最成功的“演出”发生在1995年，当时她准备将沃尔夫冈仿造的坎本东克的名画《少女与天鹅》拿到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当一位专家让她介绍这幅画的来历时，她讲出了如下的故事：这幅画是她从外公魏尔纳·容克那里继承的，他已经于1992年去世了。容克的朋友阿尔弗莱德·弗莱切姆是一位著名的艺术中间商和收藏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他就逃到了巴黎。但是在此之前，弗莱切姆以“白菜价”将许多画作卖给了容克。而实际情况是，容克和弗莱切姆虽然战前是邻居，却没什么交往，容克比后者小34岁。此外，弗莱切姆还是纳粹党员，自己不可能逃往法国，更不大可能收藏坎本东克的作品——坎本东克被纳粹批判为“堕落的艺术家”。但艺术界的专家们却没人深究这些细节。为了增加故事的真实性，沃尔夫冈还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海伦假扮其外婆约瑟芬站在几张容克收藏的画作前。照片不是很清晰，但确实是用战前的相纸冲印的。1995年10月，《少女与天鹅》在佳士得拍卖行“德国/奥地利艺术品拍卖”中被重点推荐。专门研究坎本东克作品的德国艺术学者安德莉亚·弗芒里希不但确认了这幅画的真实性，而且对画中的色彩运用大加赞赏。最后，这幅画以10万美元成交。其实，就连安德莉亚本人的收藏中，也不乏出自沃尔夫冈之手的赝品。
同一年，这对夫妇在法国买下里维特庄园。他们时常举办盛大派对，用顶级香槟款待客人，有时甚至会从西班牙请一支弗拉明戈乐队前来助兴。“每年只需卖出两三幅画，我们就可以维持奢侈的生活。”
事实的确如此，21世纪初，沃尔夫冈仿造的画已经能卖到几十万美元甚至更高。2004年，好莱坞演员斯蒂夫·马丁花86万美元买了一幅坎本东克的《有马的风景》；2007年，法国一个画廊以380万美元卖掉一幅荷兰野兽派画家凡东根的画……它们的真实作者都是沃尔夫冈。有些赝品还远涉重洋到了日本、乌拉圭。
事发缘于一管颜料
海伦称，沃尔夫冈在模仿方面极具天赋，当然他也会“做足功课”，包括阅读关于画家的文献，到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去考察等。“你得了解他的一切，才能进入他当时的创作状态。”他更擅长的是取巧，例如用投影仪将一些名画的仿品投射到画布上再进行临摹；他还很懂如何做旧，“无论是画框、钉子还是颜色，他都能搞得看起来跟原时代的作品一模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画坛权威通常都会“迫不及待地成为他的帮凶”。魏尔纳?斯派斯曾是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现代美术馆馆长， 2004年，他前往里维特庄园鉴定一幅马克斯?恩斯特的画作《森林2》的真伪。海伦陪着他来到卧室，假画就挂在床后的墙上。“他进屋后只看了一眼就显得无比激动，并宣布‘毫无疑问它是真的’。”那幅画其实是沃尔夫冈在两天内完成的。没过多久，这幅“失传已久”的《森林2》就以230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了一家公司。几经转手后，2006年，法国出版业巨头丹尼尔·菲利帕奇以700万美元将其买下。恩斯特的遗孀也看过这幅画，并称“它是马克斯画过的最美丽的作品”。
2006年11月，一家拍卖行卖出了沃尔夫冈仿造的另一幅坎本东克的作品《有马的红色画作》，360万美元的价格是这位画家作品的最高价。买主找来专业机构鉴定，结果慕尼黑一家化学实验室发现，画作中使用的钛白颜料，在坎本东克生活的年代还不存在呢。消息传到沃尔夫冈那里，他意识到“游戏结束了”。这位谨慎的造假者总是自己配制颜料，但画这幅画时，他手边恰好缺少一些颜料，于是只好用了一支荷兰出产的锌白颜料管。“不幸的是，成分里没有标注含有微量钛白。”
2010年，沃尔夫冈和海伦被捕，2011年，两人分别被判处6年和4年监禁，且只须在晚上被关进监狱。案件虽然告一段落，但沃尔夫冈到底仿造了多少画始终是一个谜。警方认为他至少仿造了58幅名作，但由于缺乏证据，法庭只确认了14幅，涉案金额2200万美元。而他自己则告诉记者，他先后模仿过50多位画家，仿造了数以百计的画作，许多上百万美元的画是他在三四个小时内一挥而就的。
媒体大亨菲利帕奇虽然当了冤大头，却仍然对沃尔夫冈的天赋赞不绝口，“他是个天才”。魏尔纳·斯派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不过由于给7件沃尔夫冈制作的赝品做出了真迹鉴定，魏尔纳本人也面临着高额的民事索赔官司。
“聪明”的沃尔夫冈夫妇已经开始利用媒体的注意力策划未来的生意经了——他们将出版一本自传，并拍摄一部纪录片来介绍自己的发迹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