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穆尔哈恩（Prof.Dr. Klaus Mühlhahn）教授发表于今年10月21日的《西塞罗》（CICERO）月刊网站上的文章
穆尔哈恩教授，中文名字：余凯思，是德国汉学家，中国历史学家，社会和文化学家。他没有将中国看似突然的崛起视为被外力影响或被干预推动的过程，而是关注中国本身，探究中国在一个世纪以来的自我组织方式。
2009年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获得者，被誉为费正清与史景迁的接班人。
2020年6月1日起，担任位于腓特烈港（Friedrichshafen）的德国私立经济大学齐柏林大学校长，兼任该校现代中国研究室主任。
余凯思教授是私立齐柏林大学的校长
《西塞罗》月刊于2004年3月问世，是一本“政治文化杂志”。
《西塞罗》的名字源起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哲人、演说家和法学家。出身于古罗马阿尔皮努姆（Arpinum）的骑士家庭，以善于雄辩而成为罗马政治舞台的显要人物。
余凯思教授的撰文编译如下。
西方社会正在与新冠危机的第二波浪潮作斗争，而中国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共产主义制度才是更好的危机管理者吗？西方制度核心危机症状是什么？
差异不断的在加大。欧洲和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不断增加，重症监护出现瓶颈，宵禁和停工，短期工作和破产。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边，另一个世界正在显现出来：在中国，没有感染，一切恢复正常的节假日和私人聚会，人潮汹涌的餐馆，蓬勃发展的经济。
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和制止新冠瘟疫大流行病（至少到目前为止）？
在应对大流行和其他灾难方面，中国体系是否优于我们的体系？这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即使是今天，也是无数欧洲人无法理解的。
因此，在社交网络中，有一种猜想认为中国的数据或许不符合实际。毕竟新冠病毒是如此的奸诈，似乎有一种太不可战胜的感觉。
最初，中国政府在对应新冠危机时也犯了错误。在疫情暴发的关键时刻，政府的行为与欧美政府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轻视新冠病毒。
现在的事实是，中国几乎再无感染。
2020年2月27日，余凯思发表演讲：从自历史发展观点看中国崛起。图左为其研究著作
从一月中旬开始，中国政府改变了方向。将新冠病毒视为公众医疗的巨大挑战。全国各地都采取了措施，例如新冠瘟疫大流行性医院重组，测试能力建设，热线（各种语言）的建立，距离规则等措施的快速实施，以及最重要的是，口罩的佩戴——西方很多国家直到已经采取防疫措施后才开始要求民众必须戴口罩。
毫无疑问，很多政策法规在中国才能迅速的作出并顺利实施。
特别要说的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大加强了对社会的监督和控制能力。例如，使用移动数据来跟踪接触和感染途径是一个没有问题和争论的问题，因为不存在个人信息不开放问题。
其他防疫措施也是如此：各省实行严格的旅行限制，村庄像中世纪城堡一样被加固，住宅区像戒严一样被封锁。
但，把这些仅视为是制度的优势是错误的。
相反，抗击大流行的成功也证明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崛起背后的政府能力。中国的成就包括广泛成功的经济政策，国家基础设施和科学体系的发展，这些体系可以吸引更多的世界级人才。
许多应对新冠危机措施，例如大流行中心的有针对性的检疫，政府明确的指导方针，口罩和社会隔离，也证明是有效的，现在已被全球接受为必要的手段。
在初步犹豫之后，中国政府还与进一步加深加重与科学家和专家密切合作。根据2003年SARS流行病的经验，系统地纳入了科学知识。
不可否认的是，只有成功地保护公民免受致命的新疾病的侵害，才会获得政治资本。
欧洲很少有观察家承认，中国的许多法规都是公民自愿遵守的。
拒绝戴口罩，在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不是因为它会受到政府的惩罚，而是因为戴口罩无效被民众认为是无稽之谈。生病戴口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香港和台湾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城市被按下暂停键如此顺利，是因为公民接到了政府的呼吁。同样，中国政府能够很好地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扬了明确的政策。
结果很清楚：在中国14亿人口中，到目前为止，由于新冠病毒，有4634人死亡。相比之下，在德国这个拥有8000万居民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有9875人死亡，而且这一数字正在上升。
今年春季以来，欧洲包括德国的经济一直在严重衰退，但同期中国经济增长了4.6%。
中国的现状，是值得借鉴，而不是批评。
欧美现在的状态，是从危机中再次走向危机，中国的崛起确实显得势不可挡。在新冠危机之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将再次大幅增加。
只有在未来，或许才会显示中国是否真的拥有可行的替代模式。
现在，中国在抗击大流行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自古以来，预防疾病和灾难被认为是政府能力的证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在春季尽快重新开放，以及欧洲犹豫不决的危机管理表明，西方未能应对大流行不仅仅是一种短期现象——数十万可预防的新冠感染患者的死亡揭示了西方体系核心的深层缺陷和危机症状。
作者简历（维基百科）
余凯思教授（Prof. Dr.Klaus Mühlhahn，1963年8月19日-），德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自2010年起担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并自2014年起兼任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
其因专著《中国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 获得200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
2019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专著《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这本书被誉为自徐中约 (Immanuel Hsu) 和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的专著问世以来, 英文世界所出版的又一部重量级的中国近代通史（韩孝荣）。余凯思本人也因其探索性的深入解释被誉为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和史景迁的接班人（William C. Kirby）。
余凯思还以英语、德语和汉语接受大量时事专访，并长期为德国媒体担任中国时政评论家。
学术经历
1998年于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博士学位。论文标题为《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Herrschaft und Widerstand in d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该作品被授予1999年度Joachim Tiburtius奖项。
1998年至2002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研究助理。
2002年至2004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4年到2007年担任芬兰图尔库大学历史系的当代中国和亚洲史教授。
2007年至2010年担任印第安那大学历史学教授和东亚语言与文化副教授。因《中国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 History）获得200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web.archive.org/web/20200508021303/https://www.historians.org/awards-and-grants/past-recipients/john-k-fairbank-prize-recipient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
自2010年以来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教授，并自2014年以来担任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
2019年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
2020年6月1日起，担任德国Friedrichshafen（腓特烈港）的私立经济大学Zeppelin Universität的校长和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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