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编者按：在严峻的疫情下，一个德国医院实习医生写下了令人心碎的日记，记录了她被调到新冠隔离病房工作的真实情况。虽然说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每天都会面对死亡，看到一个个病患在痛苦中挣扎与死去，钢筋铁骨的人也会崩溃。
在这场世纪大瘟疫面前，我们可以从一个普通的初级医生的角度来看看德国医护所面临的工作压力，以及德国医疗系统暴露出来的混乱，医疗机构对医护人员的保护是多么得不足。
一场大流行病让人重新思考那些原本有着优越感的职业和收入是否值得。
我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开始，先要在隔离病房工作人员的更衣室里，换上无菌的蓝色手术服，带上口罩后，才能进入“新冠住院部”。
到了办公室，先检查电脑里登记的病患是否都活过了一晚。有时会有几个死亡，有时一个也没有。
之前遇到过，一个病人挺过了一晚上，却在我早上开始查房之前出事了。我到病床前发现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为了正式确定死亡原因，我就要检查尸体，例如尸斑。几个小时后必须重复检查。
网络图
接下来几天，我都会很难过。几乎没有一例死亡不让我受到剧烈的影响。而且我的第一个新冠死亡患者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D太太已经90多岁了，是一个非常苗条可爱的女人，在养老院里被感染了。她在那里似乎很受欢迎，因为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经常打电话来问候她。虽然她年纪大了，但在得肺炎之前，仍然很健康。我希望她能挨过去，但没可能了，她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呼吸困难。
当我不得不填写死亡证明时，我问自己：Ta是死于新冠的还是因新冠导致其他问题而死的？和新冠病毒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
在验尸之后，最可怕的事就是要打电话给死者的家人。一个陌生人，却要在这种时刻，突然以一种悲伤的方式接近他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前都通过电话，甚至可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在很多时候，无法让家人见最后一面，这在电话中很难开口。新冠病患都是在没有亲人陪伴下孤独死去的。
我们这里就两个医生，各自负责19个病人，一个病房查下来要几个小时。到了周末就更糟糕。我要独自一个人平均要面对38个病人，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一刻也不能停下。
通常听到的问候就是“很高兴你来了，X太太情况不好”。
一天下来，责任和压力使我们很多人不堪重负，精疲力尽。
每天早上，我都要权衡病人是否依然适合在隔离病房里，或者他们是否需要安装呼吸机。我们这里有通过鼻管补充氧气的。其实在这时候，患者还是可以独立呼吸的。如果病患不可以自主呼吸的话，就要送到重症监护室了。
对于重症患者，使用呼吸机可能意味着延长和增加痛苦，只是暂时推迟了死亡而已。如果病人已经不能再说话，事先也没有明确指示，医生必须从病人角度看进行下一步救治动作是否有意义。
有些患者本人会事先在遗嘱中写道，他不希望被急救或连接呼吸机。所以当患者救不过来的时候，家属就要做决定，是否还要继续抢救。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因此，即使是重症病例也会留在我们的“正常”新冠病房。
为了让病患无意识地经历窒息，我们给他们服用吗啡止痛。当然只有在确实需要时，患者才应使用这个强力麻醉药，而非提前数小时作为预防措施。
这就要求护士们必须定期检查病人情况，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然而，有些病人在一小时内病情严重恶化，甚至在护士能够及时给他们药物之前就死了。
我们这里约有40名新冠患者，只有包括我在内的6名护士和2名医生。我们根本就忙不过来。
我不得不在床边告诉我的新冠病人，她的丈夫刚刚在重症监护室去世。
他们被儿子感染后一起住院，但丈夫在重症监护室病情危重，而妻子则在普通的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从那以后他们就没见过面。 结婚48年后，她坐在病床上，与外界隔绝，独自哀悼。而我们却像外星人一样站在她面前，戴着防护罩，眼镜，口罩和外套，全身都被遮挡起来了，连微笑都不能给她。
我和她坐在一起，泪流满面。太可悲了。当我最终离开她去检查其他病人的情况时，我感觉到了责任的压力山大。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回到房间，去寻找那个悲伤的女人。她坐在窗边椅子上，没有灯光，看着雪花。“谁能想到呢？“她只是说。
2020年的平安夜，这里死了5个病人。在孤独与悲伤中度过了节日。
当我们的朋友穿着内裤在家里开视频会议的时候，我们却每天都要在鬼门关走一遭，害怕被感染，也害怕我们的老年病人或我们所爱的人被感染。
几个月前，我在一个部门接受专科医生的培训，突然被调去了新冠病房工作，事先也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
还有一些护士也没有被询问过是否愿意。但至少他们得到了一个（小！）额外补贴，因为到隔离病房的工作有额外风险。
而我们作为医生，却没有。难道这就是职业道德和激情让我们理应将自己置于危险与责任中吗？
加上津贴之后，许多护士的收入往往与我们这些实习医生的收入相同，在许多医院里护士的收入甚至更多。 我们的薪酬远低於我同龄的从事经贸或公务员的朋友。
看护人员的繁重工作量和糟糕的人员配置，终于被媒体曝光了。但住院部医生的情况呢？工资低，工作量大，就从来没人讨论过。
我的许多同事做了专科医生之后，不想再当医生了。没有升职可能，缺乏自决权和较低的经济报酬与大量责任和高工作量不成比例。
在新冠病房的工作人员有FFP2口罩。至少在被要求回收口罩的事件之前，我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医院管理部门突然发出电子邮件，警告不要使用某些型号的FFP2。所有的口罩都要在一天之内被更换。原因：可能的生产错误、安全缺陷。
我首先要问的就是:“我是不是已经用不安全的FFP2口罩在新冠患者身边工作了好几个星期了？“
一个受感染的人直接对着我的脸咳嗽已经不稀奇了。而在这个时刻，这个所谓的防护装备对我保护得有多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现在收到的口罩竟然“不属于医用的”。它没有任何改善。
即使在护目镜和口罩后面，我也没有真正的安全感。看着周围的同事和护理人员一个个被感染，我每天都有着不好的感觉。
我们医院只给没有保护措施的直接接触新冠病患的员工做核酸检测（PCR检测），而使用了医护用品的医务人员无权要求做核酸测试。（医院怎么能让员工没有保护装备下接触病人？能告他们吗？）
根据RKI（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标准，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有1类或2类风险接触时，我们才有权做PCR检测。比如说，接触距离小于1.5米，没有使用口罩超过15分钟交谈。但是，由于我从来不会在没有自我保护的情况下进入病人的房间，所以我几乎没有资格做PCR。
我按照规定，每天都做快速抗原测试。虽然会增加安全感，然而不如实验室PCR测试可靠。这种快速测试的结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终于等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棒的一天：我接种了疫苗。真是如释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