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好几家德国媒体的报道，都对行凶者的身份语焉不详，有的说喊了“和平口号”，有的说是索马里籍。
6月28日，周一，埃尔福特又有人车站持刀砍伤两人，媒体对凶手头发颜色都众说纷纭，更别提国籍。两起案件的作案动机都是“尚在调查之中”。
上周末西班牙马略卡海岛一名年轻女游客遭强奸。
当地报纸《Ultima Hora》在题目中就直接告诉读者嫌犯是个德国来的游客。与此同时，维也纳大街上惊现13岁小女孩遭奸杀尸体，几天来三名嫌犯先后被捕，一名在逃。奥地利第一大平面媒体《Krone》高亮几人身份：阿富汗难民。
是不是只有德国媒体对当事者国籍信息讳莫如深？并不是。
维尔茨堡事件中一路人挺身而出拦截凶手，媒体立即公布其伊拉克籍库尔德人背景和正在申请难民身份。在他见义勇为的视频下有网友留言，应该直接给他国籍，得到众多支持。是不是在德国人眼中，杀人放火的败类就不配提到国籍，侠肝义胆的英雄就应该奖励其至高无上的荣耀：德国国籍吗？
纳粹时期杀人如麻，难民来潮倾囊相助，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日耳曼人为何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我来德后经常思考的问题，结论是德国人的道德观一直都没变：
纳粹时期，他们认为不是日耳曼的就不够优秀，就不配活在人间；如今，他们认为足够优秀的就应该授予日耳曼籍，就有资格成为德国公民，仿佛盖上“德国制造”就是高品质的保证。
2018年春，一位年轻的马里籍难民徒手爬上巴黎一居民楼，救下悬在空中危在旦夕的小孩。半年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接见了这位“蜘蛛侠”并授予其法国国籍。
我当时想：会不会从此有难民效仿，自导自演一场舍己救人的戏码换取国籍？也许我的心胸是狭隘的，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目前还没有类似报道。
德国毕竟不是浪漫有余，严谨不足的法国。
被誉为欧洲难民之母的默克尔曾几何时并非现在这般宅心仁厚。在难民潮尚未到来的2015年夏录制电视节目时被一位巴勒斯坦女孩央求准许永居，她“照章办事”的回应让女孩当场泪流满面，也让舆论抨击其铁石心肠。
同年九月，土耳其小男孩Aylan暴尸海滩的照片在欧洲朝野引发强烈震动，才有了默克尔打开国门振臂高呼“欢迎”的局面。
不时有人问在欧洲待了十多年的我，欧洲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由、平等、博爱（法语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有人说，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口号，我知道。我问：那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吗？如果只是读起来顺口，平等提到自由之前行不行呢？大部分人会说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有少数人问：自由平等，谁先谁后有区别吗？
我国自古就有对平等的精彩论断：不患寡而患不均。新疆和江苏的分数线凭什么不一样？张三和我一起长大，他凭什么吃香喝辣揽美女入怀，我却是个屌丝？
大家对不平等待遇永远敏感，在校园被霸凌、在集体被孤立、在他乡被歧视，可笑的是这些动词永远使用被动语态，却从没有人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也可能是施动者一方。
而对自由的歌颂只存在于浪漫主义诗篇，言外之意就是不切实际。自由的概念往往是和抛却家庭、社会的责任，随心所欲甚至为所欲为联系起来的。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自由是有限度的，却从来对平等的局限性闭口不谈。打了折扣的自由随处可见，我们却觉得那是保护。承认吧，我们对自由的恐惧远远大于对其向往。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夫妇在《自由选择》一书中说：一个社会如果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最终结果是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不仅会增进自由，也会增进平等。
笔者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就觉得醍醐灌顶。经历了这场大瘟疫，更是深以为然。大灾大难就是一次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变革。
死神面前人人平等，接种疫苗不分内外。不管你是日进斗金如C罗，还是身居要职如英国首相都曾先后染病，都要戴口罩，都要被隔离，都要按年龄、病史、职业危险程度来排序接种。只有人身自由遭到严重限制，才能体现出平等优先的社会该有的样子。而若为自由故、生命爱情皆可抛的情操早就被对病毒的恐惧所吞噬。
德国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人口已经过半。Delta变种病毒在不远处的英国和葡萄牙虎视眈眈，尽管很多人将其视为今秋第四波疫情的始作俑者，但对再次封锁的可能性普遍估计偏低。大面积短工（Kurzarbeit）或失业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居家隔离、足不出户的生活即将被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所取代。我的封锁日记也可以告一段落。
有民意调查显示，英国男人普遍认为37岁是最幸福的一年，因为这个年龄基本上工作稳定，家庭美满，可以说各方面都达到了人生巅峰，接下来体力脑力都要走下坡路了。
而我的这一年则主要是在家中躲避疫情度过的，好像除了写完60篇人微言轻的日记之外乏善可陈，毫无建树。感谢读者一年来的批评指正，也希望封锁宵禁的日子永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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