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留下的

夏快近了尾声。

澄澈的阳光击落头顶的一片被烤得焦黑的枯叶。我和朋友坐在台阶上，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去。那株稍显羸弱的小树在尚暖的空气里站直了身躯。

八月下旬了。我想。

朋友像是不满我自顾自地将聊天中断，偏过头来与我目光交接，眼神在无声地询问我“怎么了？”。

我摇头，目光收回。一股陌生的情绪盈满了心间，像一阵灌进身体里的风，长风掠过后是原野的灰烬，再无踪影。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只是暮夏再平凡不过的一天，所以他们不会懂此刻我心底的怅惘。

“一周年了。”我喃喃。

“什么？”朋友没听清，凑过来。我不再吭声。

我上一次见到修伯伯已是两年前，2020年的冬天。因为疫情，这两年我没再回过德国。以前常说来日方长，总能相聚。可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有时候在书房里看书看得眼睛发涩，就转头望窗外。几缕漫不经心的云在日光的花纹间游走，像极了海面上孤帆的影。鸟一闪而过，去了你永远不知道的地方。我恍惚间感觉自己仍在德国。同样干净的蓝天，同样茂密的绿树，同样清爽的空气。后来又惊醒，修伯伯不在了，之后若再有机会回去，日子终究与过去不同。

修伯伯的住处似乎是我在德国的第二个家。

修伯伯家离我们家并不远。乘S-Bahn（城市快铁）到Griesheim大概也就几站的车程。我们从Kriftel出发，驶入市区，直至在驻有一家药店的路口转弯。一栋栋房屋从两边的车窗经过，最终在一幢有着淡黄褐色外墙的屋前停下。

有时我拿着书坐在餐桌前学习，学得疲倦便在旁边练琴。我记得那时候在弹《少女的祈祷》。修伯伯便从外头慢悠悠进屋，走到我身旁听一会儿，然后便离开。

这幢房子承载了太多我曾经在德国的美好过往，以至于寥寥几笔无法叙述。

前几日在网上买了盒饺子，韭菜猪肉馅的。煮好后咬下去的第一口，我愣了愣。

和过年时在修伯伯家吃的饺子味道几乎一模一样。

不免想起以往在修伯伯家的时候，屋里经常会聚着许多人，热闹闹、暖烘烘的。还没开饭的时候，修伯伯、修妈妈以及许多叫得出或是叫不出名的大人们一边包饺子，一边笑着闲聊。小孩们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有些坐不住的，比如我，就在各个屋子里乱窜，有时候热心肠地帮大人们从厨房里端几个盘子出来，或者帮着摆摆桌椅；有时候就拉着哥哥姐姐上楼玩Monopoly（大富翁），玩得起劲的时候要修妈妈在楼下拖长嗓音喊好几声“吃饺子啦小朋友们——”，才肯下楼。

修伯伯家的饺子，是我尝过最最可口的饺子，至少在我迄今为止的14年人生以来，这个想法从未动摇。我想，以后也不会。

前年，是我在德国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不知是谁提议说要一起合个影，于是我们急急忙忙地在沙发前站好，我挤在安吉和另一个姐姐中间，随着相机按下快门“咔嚓”的一瞬间，露齿而笑，洋溢发自内心的欢喜。说来也奇怪，印象里，那年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大伙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地照相。是遗憾也是幸运吧，那张照片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员到齐。

盘里的饺子晾了太久，已经凉透。我又咬下一口，混着口腔里泛着的酸涩咽下。

修伯伯的小女儿，安吉，是在德国陪伴我时间最长的朋友。

她对我很好，从小便是。小时候我便充当着小跟班的角色，觉得跟着安吉总不会错。于是她带着我去游泳，去各种小餐馆大快朵颐，去KTV唱歌，去Hauptbahnhof（中央火车站）的奶茶店。她教我德语、英语，即使是在U-Bahn（地铁）上也不忘纠正我的英语发音。

安吉是个很细心的人。有段时间，她一直在画一幅画，后来才得知是送给她没过多久就将生日的朋友。修妈妈生日的那天中午，她叫上我在厨房忙活，做了一个苹果蛋糕。我尝了一口，从此对安吉的崇拜又多了几分。

那时我在德国上课。下了课安吉便接走了我，饭后我们在广场上散步。连续的阴天后终于转晴。几只灰蓝的鸽子在四周一摇一摇地蹦，我的稚气又被勾了出来。我悄悄从包里拿出备着的面包，撕下几小块，朝它们撒去。同每年一样，我又被鸽子包围了。

“扣子——”身后传来安吉无奈的语调。我背对着她，一听连忙掸掸粘在身上的面包屑。本在我脚边探头探脑的鸽子被惊得扑棱着翅膀躲到不远处。我捂着脸偷笑，转身跟上那个装作要走远的背影。

两年没见她了，挺想她的。

离开德国之前，已经回春，天气逐渐变暖。临走前阳光热烈，光影交错下，我与修伯伯，与修妈妈和安吉告别。

回国后，朋友选了个好地方，是家吃德国菜的餐厅。我站在餐厅的店牌下面等待，手心里的手机忽地震了一下。小姨发来一张照片。背景是在修妈妈的家里，弟弟冲镜头呲着牙笑。我唇角微勾，将手机息了屏。

早开的紫藤花爬满外墙，我伸出手去抚摸那些砖缝，记忆由此满溢而出。

修伯伯的离开并不会携走他的影子。

这或许是最幸运的事，和春天有关的一切都和我离开前一样。

离开的是人，留下的美好会与我们共同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