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最后一周，天气不可思议地回暖。二月的最后一天，我被迫搬离住了半年的杜塞尔多夫。疫情期间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英国变异病毒来势汹汹，让封锁了一整个冬天的德国三月解封的希望依然渺茫。谨以此文献给我在杜塞的六个月时光。
2014年我第一次来到德国，首站就在柏林呆了爽翻天的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居住多年的马德里，迎来了一位德国室友，正是来自杜塞尔多夫。室友人高马大，金发飘逸，真是可以用“俊美”来形容的男生，符合希特勒口中的“雅利安人”的一切特征。戴一块阿玛尼的手表，虽不是价值连城，但是和柏林人给我留下的鄙视名牌的印象还是大相径庭。
那时我还没去过杜塞尔多夫，只知道多夫（Dorf）在德语中是村子的意思。一个人口六十多万的地方在中国人眼中也就是个村落。我还问他那里通不通地铁，因为我判断城市和乡村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地铁：metropolis（大都会）这个词语的词根就是metro（地铁）。我问他：“将来毕业了，想不想去首都柏林找工作？”他不假思索地摇摇头。
那时的我怎么知道，德国可不像其它国家，把最好的资源全分配给首都。他说，他靠父亲的关系来马德里最有名的律所实习，将来回到杜塞也是默默接受父亲的安排。他还无奈透露，从中学就开始桃花不断。今天看来，他真是天生“凡尔赛”，也就是德国人对杜塞人的概括：hochnäsig（趾高气扬），和科隆的bodenständig（脚踏实地）形成鲜明对比。
2016年我在科隆呆了一个夏天，每周末都会去杜塞喝酒泡吧。去年搬到杜塞之后，又开始逢周末往科隆“蠢蠢欲动”。住在北威州的都知道，这两个城市似连体婴，好比足球界的皇马vs巴萨、时尚界的迪奥vs香奈尔、华尔街上的摩根vs高盛、手表界的百达翡丽vs江诗丹顿，明争暗斗，相爱相杀。
当年第一次去杜塞，刚到火车站就看到各色白领精英、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女士时尚潮牌加身，男士西装领带笔挺。和穿马球衫戴劳力士的慕尼黑、不论性别一人一件狼爪（Wolfskin）冲锋衣的汉诺威、头顶绿帽子骑自行车的柏林完全不一样。我也喜欢打领带，觉得很提升精气神，所以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德国这座为数不多的会穿衣的城市。
出了火车站就是日韩料理云集、中国餐馆扎堆的美食街，全德国的留德华都羡慕杜塞华人坐拥如此多珍馐美味。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著名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这里沿着运河两岸种植了栗子树（Kastanien），节日期间树梢点缀霓虹流光溢彩。奢侈品牌旗舰店应接不暇，红男绿女穿梭其间，一派繁华景象。颜值本已不凡，衣品更添魅力，真是良辰佳景，美不胜收。
后来终于和金发室友在他家乡见面。被难民潮和恐怖袭击裹挟的德国已经不再岁月静好，我这位老朋友也不再“凡尔赛”。几年前的朝气蓬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年龄不符的沧桑。脸书上不再更新到处滑水冲浪的照片，而是张贴柏林的租房广告。他说他并没有按照父亲铺设好的轨道前进，而是选择了非政府组织。收入也肯定支付不起名牌。
寒暄叙旧过后难免谈到当下。我也问起这两年难民潮带给北威州的变化。他一方面承认短短的几年德国国运急转直下，另一方面又觉得付出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并说出了在我听起来依然“凡尔赛”的话：“（那些难民）我们不救，谁救？”他也许没意识到，这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和当年的纳粹不谋而合。只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才会心怀“普渡众生”的信念，仿佛没了自己地球都转不起来。
北威州与荷比卢接壤，经济上迅猛强劲，文化上多元开放，是德国方方面面都名列前茅的联邦州。杜塞、科隆、波恩我差不多各居住过半年。眼见到大街小巷蒙头蒙脸的招摇过市，让人怀疑自己身处中世纪的阿拉伯还是21世纪的欧洲。耳听得杜塞的Oberbilk、波恩的Tannenbusch和科隆的Ebertplatz等街区都位列No go area，杜伊斯堡的Marxloh更是力拔头筹。
2014年北威州的乌珀塔尔街头出现“伊斯兰警察”。他们穿着印有shariah police字样的马甲，在酒吧、舞厅、赌场等场所门口劝阻穆斯林青年谨遵教法，不得入内，和也门、沙特等国的“道德警察”如出一辙。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马斯表态说执法是警方任务，不得借“警察”之名自行执法。
这只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萨拉菲教派在德国的一次集中体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统计全国共有五千多名萨拉菲分子，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生活在北威州。如此密集的程度和这里提倡的兼容并蓄是分不开的。只是敞开大门，进来的不只有阳光雨露，还有苍蝇蚊子，甚至豺狼虎豹。无论如何，和多姿多彩的杜塞的亲密接触暂时告一段落，我在“历久弥新”的科隆又会写下怎样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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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5年11月06日）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是莱茵河畔两颗璀璨的珍珠。科隆历史悠久，杜塞时尚新潮。两个城市间的敌对关系也是远近闻名。视科隆为第二故乡的专栏作者张丹红曾经在杜塞居住两年，对两市间的水火不容有切身体验。
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水火不容
当时，我的工作地点德国之声总部还在科隆，我与在杜塞的男友搬到一起，每天在两市之间奔波。对科隆的旧情难舍，每天早上在高速路上远远看到大教堂，心里都忍不住地激动。科隆的朋友曾告诉我：”杜塞最美的地方是通往科隆的高速路。”但这显然不适于拥有杜塞牌照的人们 – 科隆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并道。
对他们来说，我现在是个变节分子；而在杜塞尔多夫，我像是个笨拙的间谍，不断暴露身份。比如在酒馆里，我经常习惯性地点科隆啤酒，引来跑堂恶狠狠的目光。假如我是男性，又假如我是典型的德国长相，那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看杜塞观狂欢节的花车游行，我一不留神就会喊出科隆的狂欢口号”Alaaf”，它富有韵律感，又琅琅上口，不像杜塞的”Helau”- 中间凹进去，像是坑洼的道路。
说起道路，一到杜塞市中心我就转向。于是买了一台导航器。但我个蠢东西带我在市里兜圈子。一位杜塞友人充满鄙夷地说：”这有什么奇怪。谁让你在科隆买导航？”
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在那座日本人聚居的城市里，经常有日本人用日语和我打招呼。这让我想起一个流传科隆的笑话：一位游客在杜塞拦住一名科隆人问路：”您看着像本地人。请问我怎么能尽快到医院？”科隆人回答：”你只需要再说一次我是杜塞人。”
看来迁居杜塞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周末我照样回到科隆采购，看电影，间或去一家酒馆重温科隆啤酒的芬芳。每当在城里遇到科隆的朋友，他们都会充满同情或幸灾乐祸地问一句：”在禁城的生活怎么样啊？”
他们指的当然不是北京的紫禁城，而是北威州的首府杜塞尔多夫。不过我还是禁不住想起我的家乡北京和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相互轻视。在北京人看来，上海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胜，又缺乏文化底蕴；男人怕老婆、抠门儿、没有幽默感；过去，上海是殖民者的天堂，今天，上海虽然富裕，但还得将大把税收上供给北京。上海人对北京也是怎么都看不上眼：首都人民不知新潮和生活品味为何物，只知道模仿上海；他们还把幽默和耍贫嘴混为一谈；再说首都有什么了不起，北京的首都地位还不是蒙古人和满人确立的？
本文作者张丹红
北京和上海之间相隔上千公里，再加上南方与北方人之间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各异，因此，他们之间的隔阂似乎在情理之中。但科隆和杜塞同在莱茵河下游，相距40公里，两市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
在调查过程中，我甚至找到了两市结仇的具体日期：1288年6月5日。那天上午，两支上万人的骑士大军在科隆与杜塞之间的沃林根摆好阵势，决一死战：一方由科隆大主教西格弗里德指挥；一方由杜塞伯爵冯-贝格统帅。初夏骄阳似火，身着锁子甲的骑士们汗流如雨。很快，两军阵势便被打乱。由农民组成的步兵见骑马的就杀，根本分不出敌友。沃林根战役的死亡将士达6000人，是中世纪最血腥的一场战斗。结果，冯-贝格伯爵战胜科隆大主教，杜塞从此扬眉吐气，获得城市权。由于两军分别与荷兰和比利时的贵族结盟，因此，沃林根战役在欧洲层面上导致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独立。
两座城市之间的对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沃林根战役
杜塞尔多夫市为沃林根之战建造的纪念碑
不过，能说科隆和杜塞从此结下冤仇吗？恐怕不能。因为科隆大主教倚仗的主要是雇佣军。科隆市民早就厌倦了这位大主教，在沃林根战役中坚定地站在了冯-贝格伯爵一边。如果一定要寻找历史原因，那么科隆与杜塞生隙可以追溯到1815年。那时，杜塞被确定为普鲁士莱茵省的首府。科隆大不服气。1946年，英国占领当局将莱茵地区和韦斯特法伦地区合并为北莱茵-韦斯特法伦州，首府又选中了杜塞。原因很简单：科隆除了那座举世闻名的大教堂，其余基本在盟军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相比之下，杜塞的基础设施还能将就使用。
不过，这个决定给二战后两个城市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杜塞成为时尚和经济中心，拥有自己的股市。30家达克斯最大上市企业中，有三家设址杜塞尔多夫。人口只有60万的杜塞每年税收远远超过百万人口的科隆。这些差别不禁又让人联想起北京和上海。
回到我个人：因为一到德国就选中了科隆，因此在杜塞怎么都不习惯。两年后，当我告别男友和整洁的杜塞，重新搬回脏乱差的科隆，心里那份舒畅就别提了。到了狂欢节，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挤兑杜塞人的笑话。
作者简介：张丹红出生于北京，在德国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对德国社会的观察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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