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总人口约550万，新冠疫情发展至今，总感染人数41565，死亡632人。再看看德国感染超过200万，死亡超过5万人。虽说德国人口8300万，是芬兰的15倍，但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却是芬兰的79倍。按照相同人口比例来算的话，死亡人数也是芬兰的5倍以上了。
如果都按照每10万人中的感染人数来算，芬兰才是欧洲之最，感染比例最少的国家。
每10万居民中感染新冠的人数，芬兰752人，德国2526人
与德国人的优柔寡断相比较，芬兰人在去年3月第一波疫情大流行开始时就立刻采取了迅速及严格的措施。在感染率还很低的3月份，就实施了两个月的严格停摆。禁止出入境旅行；关闭学校和机构。但没有宵禁。
芬兰卫生管理局THL的主任Mika Salminen对《世界报》的记者表示：“在感染增多之前采取行动是重要的。”
芬兰遵循的这一战略，也是根据许多亚洲国家在处理2003年萨尔斯病毒等早期流行病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快速反应并采取相对严格的限制被认为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韩国或中国台湾地区）应对流行病的成功秘诀。例如，到2019年底，台湾地区已经下令对来自武汉的乘客进行健康检查。他们每日新冠感染的增加数量保持在个位数。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即使在夏季，芬兰人也不遗余力地保持警惕，当时由于天气转暖，各地的感染人数都开始下降。
德国人就开始宅不住了，跑去各地度假。特别是很多来自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回家乡和大家庭一起过暑假。结果就推动了秋季第二波疫情的一发不可收拾。可看看我们的一个有关德国人疫情期间的生活报道：《同一种疫情，不同的应对：德中日三国居家生活对比》（点击阅读）。
在芬兰，也有很多讨论是关于让人们在暑假期间旅行是多么危险的。但是芬兰政府依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严格限制其公民的旅行机会作为预防措施。
当大规模游客返乡之前，德国各联邦州卫生部门减少了额外工作岗位，而芬兰人却已经超越德国人，大力提高测试能力。
芬兰是个高度数字化的国家，并因此在新冠大流行时从中受益。在大中学校里，数字化教学已经普及多年。配备笔记本电脑对于芬兰的学生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要转为居家办公和居家上学也很容易。
但是对于德国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根据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称，在德国平均68名学生才拥有一个笔记本电脑。特别是对于没有数字设备的低收入家庭来说，在家上课非常困难，可能也因此影响了他们对新冠防疫政策的支持。
在芬兰，公民现在对数字安全标准有了更大的信心。 赫尔辛基政府于2010年推出了一张电子健康卡，其中包含公民的健康和社会数据。而德国人基于数据保护问题，不会做的。
与德国一样，芬兰也用手机应用程序对新冠感染者以及亲密接触过的人进行追踪。几乎一半的芬兰人都下载了该程序，而在德国只有2200万、约四分之一的人安装了。德国人会担心个人数据被滥用。芬兰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就比较高！
说到信任，在德国不断地有人游行抗议政府的防疫策略，或者是怀疑病毒的严重性，疫苗上市后也不愿意接种。
与德国相反的是，芬兰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芬兰绿党政治家罗莎•梅里莱宁（Rosa Meriläinen）在接受德意志电台采访时说：“我们尽可能的遵守政府的规定。我认为这也和我们的福利国家有关系”。
说到芬兰政府，就不能不提到“八五后”的年轻美女总理桑娜·马林（Sanna Marin；1985年11月16日出生），她是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席。自2015年起为芬兰议会议员，在2019年6月6日至12月10日期间担任芬兰运输通讯部部长。
芬兰年轻的美女总理桑娜·马林
在安蒂·林内辞去总理一职后，芬兰社会民主党在2019年12月8日推选馬林为下一任总理候选人。2019年12月10日马林正式就任总理，年仅34岁，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现任总理，同时是芬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由此看来，女人，年轻美丽的女人，也能将一个国家治理好，成为欧盟的标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