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华含泪泣血的悼念文：永别了，我的母亲

原标题：永别了，我的母亲

作者：张葉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紧盯着我的手机屏幕，追踪母亲那边的动态。一行字出现在手机上：“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请家属做好准备”。我心急如焚，可电话那端还是响着悠扬的音乐，让你等待。不知等了多久，终于有人来接电话了。我先生简明扼要说明了要改票的原因。那位女士不慌不忙地回答：“非常抱歉，我这里无法更改机票，但我可以给您另一个电话号码，你可去那询问一下。“我先生急忙道谢，随即拨打了她给的号码。第2次耐心等待，待接通时，这位先生的答复竟然和前一位女士的答复一模一样。无奈，又拨打第3个汉莎航空公司的服务电话，接通后，对方说：“您的票不是在我们这儿买的。您想改票，只能到您买票的那家旅行社去改。”汉莎航空公司把皮球又踢回了旅行社。我听到他说的话，气得我真想把电话砸了。白白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此时，手机上家族群里又出现了一条短信：“我们已经到达大连“。这是我在抚顺的堂哥和嫂子发的短信。近些年来，我父母像候鸟一样，每年夏天来大连这边避暑，冬天去海南三亚那边避寒。可是今年大连高温酷暑，母亲到达大连后，就中暑了，立即送进医院抢救。由于中暑，引起了多个器官衰竭。

我一边流泪一边呆呆地看着手机，大脑的思维也停顿了。此刻，先生发话了：“你别这样发呆！要赶快行动，改票已经不可能了，我们要尽快买一张去大连的机票。”可7、8月正是德国的暑假期间，不仅票价昂贵，还一票难求，是否能买到第2天的机票确实没有把握。先生、大女儿加上我三人同时在各人各自的电脑上搜索不同的网站、航空公司，希望能买到28号的机票。同时，我也给多个旅行社发出短信，请求帮助我买张从杜塞尔多夫到大连的机票。很快，收到了一个旅行社的回复：“我们已为你找到一张明天荷兰航空公司的机票，你从杜塞飞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转机去大连。”此时我们3人还未搜索到28号的机票。我和先生商量：“我们就买这张票吧”。他仔细地核对了飞行和转机及等机的时间，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不可以买这张票”！我搞不懂为啥不能买这张票，这可是第2天就能飞的票啊。他让我仔细看一下各处转机，等机的时间再加飞行时间，一共20多，近30个小时。他说：“如果这么长时间折腾到大连，估计你也累病了。不管机票价钱有多贵，我一定要给你买张明天起飞但路上时间短的机票”。先生的细心和体贴让我非常感动。

我继续一边看电脑，一边看手机。手机屏幕上又现出一排字：“我已在大阪登机飞往大连。”这是在日本定居的大弟发的短信。大弟再过2个多小时就会赶到妈妈的身边，可我的机票还没着落，心中的痛楚就象针扎一样。接着又有一条短信出现在家族微信群里：“我爸今晚赶到大连”，这是在铁岭的另一堂哥的儿子发的短信。从这些短短的消息中，就能得知母亲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分分秒秒在和死神赛跑。此刻，手机铃声响了。这是在法国工作定居的小弟打来的电话“姐，你无论如何也要赶回去。你如能回去，对老父亲也是一个安慰。我是回不去了……。”此时此刻我在流泪，可小弟的心一定在流血。只因他当年参与了学++++潮，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连母亲临终前再见上一面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他是我们姐弟3人中最小的一个，幼时体弱多病，因而得到母亲更多的关爱和照料。此刻他的心里一定比我更伤痛。终于在27号下午我买到了一张第2天的机票，从杜塞直飞北京，从北京转机去大连。

28号早晨我匆匆忙忙安排一下了家中的事情，先生就催我出门。飞机中午起飞，可他怕路上塞车，催我早点去机场。他把我送到机场后，我立即托运行李，随后就过了安检。由于时间还早，登机口前几乎没人。我找了个角落上椅子坐下，打开手机看微信。在家族微信群里看到了父亲写的4个字：“妈妈走了“。我呆住了，泪水像决堤的水一样涌了出来。苍天啊！你为何这样不公平？为啥不多给妈妈一点时间？为什么让妈妈与死神生死相搏的战役输在我到家之前？只要再有10几个小时我就能赶到妈妈身边啊！可妈妈等不到我归来就走了。我戴上了我的遮阳帽和太阳镜，任凭泪水流淌，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不知过了多久，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前后左右的座位都坐满了人。又过了一阵，人们站成一排，准备登机了。我慢慢地站起来，排在后面。走进机舱，我找到我的座位坐下，只见机舱里座无虚席，可偏巧我旁边的座位前面的小电视屏坏了，无人坐在我旁边。或许是上苍眷顾我这个伤心的人，给我一个小小空间，不受别人干扰哀悼去世的母亲。此时，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也不希望任何人和我说话。我摘下遮阳帽和太阳镜，拿出眼罩戴上，闭上眼睛，回忆起母亲的一生。

1931年3月母亲出生在江苏名城扬州的臧氏大家族里。臧氏家族是书香世家，母亲祖辈的臧榖曾是清代翰林院的翰林。母亲毕业于著名的扬州中学。她还不到20岁就带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年轻人理想和梦想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故乡，来到了白山黑水的东北求学。1953年她作为共和国的首届大学毕业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由于她成绩出色而留校任教。母亲在高校任教到1957年。因父亲在57年反右运动中，同情被迫害的人士，被定为“中右”，下放到昌图劳动改造。母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降级到中学任教。在中学任教时，母亲不仅是学生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朋友。多年后，她的学生们对她像对自己长辈一样，常来探望。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因家庭出身及她有一位堂哥在美国的原因和其他几位教师一起被关进教室改成的囚房，每天要向红卫兵早请示，晚汇报，天天交代思想改造的情况。母亲坚强地挺过这一关。

1969年12月28日我们全家和辽宁省直属机关的其他许多家庭一起被遣送到盘锦走五七道路。母亲从教员变成了农民，每天和农民一起早出晚归，辛劳地在田间劳作。后因农村缺乏教师，又让她在农村学校教书。直到70年代中期才又回到沈阳，继续在中学当教师。文革结束后，父亲的政治问题得到了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改革开放后，母亲带着父亲重回故乡，分别在扬州、无锡两地的专科，高校任教，直至退休。

飞机还有2个多小时就要在北京降落了。机上开始供应早餐。因飞机有些晚点，我没心思吃早餐，担心会赶不上去大连的飞机，我只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转机，在这期间还要办理入境手续。就在这时，值班机长走过来核对了我的名字，详细地给我解释，出关后如何尽快地赶到去大连转机的登机口。因北京机场很大，而我转机的时间又少，他对我去下一个登机口的路线做了详细的交代。

飞机降落后，我急忙来到机场海关办理入境手续。前面办入境手续的人排成了长串。若等我排到了，有可能去大连的飞机已经起飞了。我向机场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他看了我登机牌上登机时间，立即把我带到外交人员的通道，让我在那办入境手续，快速通关。我千谢万谢了那位工作人员。通关后，按照值班机长告诉我的路线奔跑了好一阵，终于赶上了去大连的飞机。感恩有这些敬业而又热心的工作人员。如没有他们的相助，我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去大连的飞机的。一个半小时以后，29号的8点15分飞机准时在大连机场降落。大连的一朋友派车把我接到酒店。我放下行李，顾不得旅途劳累，立即去殡仪馆看望前一天过世的母亲。母亲的脸看上去很安详。她生前一直操劳，现在终于可以安息了。我看着她清瘦的脸庞，不由得又想起母亲生前一些往事。记得在那物质贫乏的的年代，即使是大学教师的工资也只有几十元。若哪家急需买个大件如自行车、缝纫机等物品，一下子又拿不出那么多钱，母亲就会不辞辛劳的挨家挨户去帮这家人借钱，东家借5元，西家凑3元，直到凑足钱能够买上自行车或缝纫机。然后，这家人就会每个月还这家5元，下个月还那家10元钱，母亲曾自豪地说，她的这个邻里互助组可管用了，用此方式，她帮助住在同一楼内的好多家庭添置了大件家庭用品。

这是在法国一所大学当教授的小弟在他家为妈妈设的灵堂。

母亲总是这样把她的爱心、时间、精力都奉献给朋友、亲人、邻居、学生和同事，而她自己却从不向别人索取什么，从不愿给他人添麻烦。她的一生经历过战争年代，社会动荡和多次的政治运动，可母亲始终都温雅娴淑，谦虚真诚，礼貌待人，所有认识她和与她共过事的人都会感受到她的热心和真诚。她的学生们对她就像信任自己的母亲一样，毕业多年后还与母亲保持联系，诉说他们生活中的苦与乐，汇报他们的成就和进步，听取母亲对他们的事业，婚姻，家庭的建议。

我们姐弟3人均出国留学，定居海外，无一人在家侍奉高堂。可母亲豁达开通，尊重子女的意愿，只要她的孩子们生活幸福，就是她最大的心愿。年岁大了，无人侍奉，她和父亲就住进了养老院。

母亲热爱生活，退休后她曾与父亲一起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参加老年合唱团的活动，绘画，唱歌，健身，旅游，她与父亲一道走过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到过了欧亚许多国家。母亲知道世上无人能掌控自己生命的长度，能够做的只是拓展生命的宽度。

或许是上苍的有意安排，让母亲回到东北，在这片她当年求学，任教，生儿育女，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上离开人间，让她的生命列车开回东北，到达终点。

亲戚和朋友们从北京、上海、威海等地赶到大连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丧事在大连的亲戚朋友们帮助下，办得非常圆满。随后我和父亲及弟弟乘飞机把母亲送回了无锡。

大连殡仪馆的家人的休息室

8月7日在太湖之滨，灵山脚下我们会同从扬州、苏州赶到无锡的母亲娘家的亲人们和一些无锡的老友们为母亲举办了最后的安葬仪式。

无锡灵山后花园,母亲安葬的地方

安息吧，亲爱的妈妈！你的生命将在你的儿女那儿得到延伸。

永别了，亲爱的母亲！你的精神将在你的后人那儿得到传承。

如今在广袤的大地上少了一个你，但是在灿烂的星空中却多了一颗星。你的光辉将继续照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