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置办够了生日礼物,我手上仍剩下很多不知道数目的钱。这时,心满意足的我才想起来该回家了。糟糕的是,我惊觉自己像遭遇了鬼打墙一样,转一圈回到原地,再转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误会过了,生活还要继续。我勃发的青春需要张扬,我炙热的情感需要宣泄。我就把自己平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像记日记一样,写下来寄给我国内的亲朋好友。那时候出国的人本来就不多,即使出国也都是去美国和英、法、德等欧洲发达的国家,没什么人会到希腊。所以我从希腊传回去的信息,让国内的人觉得特别稀奇。我小妹后来告诉我,她很多同学当时都定期向她索要我寄回去的信来读,每次见到她就要问:“姐姐又来信了没?” 他们说,“就爱看姐姐的海外飞鸿”,他们把我的信当作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后来不知道我的哪封家信被家里人推荐到报社发表了。
那时对写作的结果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因为写作本身让我产生一种放飞自我、心情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令我对写作痴迷依恋,欲罢不能。我也曾对放弃自己学过的医学专业感到惋惜,觉得不能学以致用,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父母的期望。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渐渐感觉到:一个人的过往无论你是否喜欢,那些经历早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你的血液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不经意地跳出来提醒你:我曾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先生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科学家的职业习惯又使他养成了为人处事删繁就简、直截了当的作风。有时候我跟他描述我的见闻,他总是提醒我:“你要直奔主题!不要说得这么七拐八绕的,直接告诉我结果,我不要过程。”我说:“一上来就告诉你结果,不就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了吗?我就是要给你设置悬念,你才有兴趣往下听啊!”他说:“我没时间,你告诉我后来怎样了就行。”
柏林电影节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能让观众与电影的主演和主创人员近距离地见面。但这也得看运气。
2000年,在杂志社当编辑的朋友送我一张入场劵,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条件是看完电影后给他们写一篇影评,我欣然应允。那时候章子怡还是没出大学校门的小姑娘,这是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那天的电影放映后,反响特别热烈,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但是主演和主创人员都没出现,我很不甘心。
我记得柏林电影节的影片目录上都会标明电影的主创人员名单,以及他们入住的酒店。我在目录里仔细查找,真的找到了张艺谋、章子怡的酒店,就直奔到了那里。到了酒店,对前台报了朋友杂志社的名字,我说要采访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前台接通了张艺谋房间的电话,却转到了自动录音上,证明他们并不在房间。我想:“既然来了,也别这么一无所获地离开,索性去酒店的酒吧里喝一杯吧,顺便体验一下明星们下榻的环境。”
坐在富丽堂皇的洲际酒店酒吧里,叫上一杯啤酒,我留心观察着周围那些盛装艳丽的明星和衣冠楚楚的制片商,一抬头,就发现张艺谋和章子怡坐在我对面那桌。我大喜过望,想都没想就下意识地端着酒杯过去了。我向张艺谋介绍自己说“我是您的影迷。今天我在电影节上看了您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特别感动,正好有个德国当地的文艺期刊约我写这部电影的观后感,我想跟您聊聊这个电影。”
张艺谋那时候虽然在国际电影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国外没有多少中国观众,也没有中国记者。所以他很热情地表示愿意和我聊他的电影,但是章子怡很疲惫,于是我们约好了在第二天中午11点,电影节评委们公布评选结果之前我过来找他 。
第二天我带着兴奋不已的妹妹,她扛着先生记录实验过程的摄像机,准时出现在酒店大堂。见到张艺谋,我和他往那儿一坐,开始就着电影的话题聊了起来。我不停地向他提问,一抬头,发现周围不知什么时候冒出好多麦克风和摄像机,像树林一样将我俩团团围住。就这样,在聚光灯下我和张艺谋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他被主办单位接走。
回家之后我把和张艺谋的聊天记录,做成一个访谈专题,向柏林的那家侧重文艺的中文杂志《新新华人》交差。文章登出来之后反响很大,大家都在打听谁是黄雨欣,都说这人太牛了,竟然能跑到张艺谋的住处去堵他,还写出专访来了。连报社派出去的记者都没能采访到他,竟然就被这个临时客串的黄雨欣给做到了。杂志的老板也因此亲自邀请我到他们那儿做文化记者。可以说,正是和张艺谋的一番对谈,使我结束了陪读夫人的身份。
我在《新新华人》杂志社干得风生水起,很快被升为主任编辑,把杂志策划得红红火火,柏林的中国读者几乎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柏林电影节的媒体库也把我的这篇文章收藏了。从此之后,每年的电影节之前他们都会给我寄邀请函,询问我是否愿意继续当特约记者。我当然求之不得, 就这样我一直做着柏林电影节的特约记者,直到今天。
学术成就斐然的先生经常参加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学术活动。可不论去哪里,也不管住的是旅馆、招待所、酒店或者公寓,对先生而言,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和睡觉而已。作为随行夫人,我跟着他周游世界,也希望他能陪我认识世界。可先生却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陪你来玩的,要看世界你自己去看。”
在日本的那须高原,平时先生忙于工作,好不容易盼到周末,我想要他陪我到山上去看天池和瀑布,可他却要我先包饺子,“吃饱了我才有力气去爬山。”我一边包饺子一边急得哭,我数落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山吗?这是《追捕》里杜秋救下矢村警长的那座山!我要去看那个在山顶的湖和湖水从山下倾泻而下形成的瀑布,那是亚洲特著名的景观。等你吃完饺子,太阳都下山了!” 可先生不为所动,他不理解我:“这种景色我们家乡有的是,我如果留恋这类东西就不会考到大城市读书了,出门不就是这种自然景观吗?什么杜秋,什么矢村,乱七八糟的你说些什么呢?”
此时,我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看来是指望不上他陪我看世界了,靠人不如靠己!这以后再随先生外出去做学术活动,我都会提前在网上做好足够的行前准备。白天先生忙于学术研讨,我就一个人出去游览名胜古迹、体验风土人情,晚上赶回去参加他们的晚宴,告诉他们我白天的所见所闻,还抽空整理成文章。我绘声绘色的描述,有时候甚至挖出连主办人都不知道的景点和典故,把科学家们的聚会变成了我动人的高光时刻。面对那些学界老夫子们对我的交口称赞,先生这时候就会骄傲地说:“我家雨欣可是记者呢!”
就这样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生活里平行地前进着,在相处中找到了两个人相得益彰的平衡点。不管多么重大的学术活动,先生一定会带着我参加,而我一定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他增光添彩。每当我随口吟诵一首诗的时候,先生总是表情夸张地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半真半假地说:“你真了不起,怎么会说出这么优美的语言!”
随着中国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先生将他的科研重心放在了祖国。这时候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但是小女儿还在读小学。我们就准备在中国联系学校,我带着小女儿回国跟先生团聚。
虽然有我的教导,女儿的中文水平还是跟不上国内学校的进度,需要上德国在中国开办的康德私立学校。我们考察了实际情况,先生给我打预防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回国后你就又没法工作了。你得全部身心泡在孩子身上,每天接送,陪她去各种校外班、补习班,这些都会令你分身乏术,而且我们暂时还报不上名,要排队等几年。”
怎么办呢?一愁莫展之下,康德学校的校长给我们出主意,让女儿先在柏林的康德分校学习,等国内有空位置了就再转到国内去。我们采纳了这个两全的建议。等了两年后,小女儿已经习惯了这个学校,她担心自己不适应国内。权衡来权衡去,我想:“既然是以陪读夫人的身份迈出了第一步,索性就陪到底吧。陪读,把先生陪得功成名就了,把大女儿陪上大学了,我就接着陪小女儿吧!”
就这样我陪着小女儿暂时留在了德国,先生则在国内专心搞他的科研。这一分居,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实际上我们是分居不分心,好在德国假期多,几乎每一个寒暑假、宗教节假日,我们都会充分利用起来,享受阖家团聚的温馨时光。 因为年轻时恋爱的时间太短,有时候我会追问先生:“你爱我吗?”他回答:“我爱我媳妇儿!谁给我当媳妇儿,我就爱她!”他还说“如果一个男人不爱自己的媳妇儿,而去爱别的女人,那不是傻子吗?”他就是这么一个虽然吐不出情话,却让人心里倍感踏实的人。我做的事情和我今天的收获,实际上都是有先生在背后一直支持着我。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后盾,没有这种心里的安宁和踏实,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随着我写的文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我,就不停地有读者找到我。他们表示信任我,让我教他们的孩子们学中文。我想,即使是教中文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教。
于是, 在2005年,我利用暑期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对外汉语教学。整整一个暑假,每天八小时高强度、全封闭式进修,培训了100多个课时,最后考下了对外汉语教学教师资格证书。2005年9月,我回到德国之后就注册了一个柏林雨欣中文学校。
因为我的读者众多,所以学校生源也源源不断。根据海外语言环境和移民二代的特点,我总结出独特的小班教学方法,课堂上每个老师只教2到3个孩子,因材施教,让学生的中文水平提高得非常显著。我校十几年坚持不懈,教学成绩斐然,每年都有学生在世界华人作文大赛中获得殊荣,我也连续十几年获得“世界华人作文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7年,我以51岁的高龄参加了德国的教学进修班,结业的第二天就被聘到中国文化部驻柏林文化中心担任对外汉语教学教师,面向欧洲学生主讲中文写作、古诗文欣赏、汉字理解记忆法等课程。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所有的付出生活都回报给你的,有的回报不是马上就能看到的,有的甚至是要若干年之后,你回头再看时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做了那件事,才有了这个结果。有的回报你能看得到,有的你看不到,有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显现,但以后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的。你付出的每一滴汗水,每一丝辛劳,你走过的每一步每一个脚印,到后来生活都会告诉你,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在我这里,生活已经加倍地回馈给我了。我非常地感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