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无可奈何杜塞去，似曾相识科隆来
作者：小丁
四年前我刚从波恩肄业，心情一度沮丧。搬到科隆惊奇地发现路人居然会对你微笑，这在我所居住过的柏林、波恩、慕尼黑、杜塞尔多夫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现象，让我切身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欢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
如今我又因不可抗力从失业的杜塞搬到科隆。这座城市依然用拥抱的态度迎接我。第一日早上阳光明媚，心情就像一只欲出笼的小鸟。打开交友软件，七八个问候扑面而来。我选了一个金发妹，三两句就约定了时间地点。原来住在Ebertplatz，鼎鼎大名的no go area。
我如约而至。对方出乎意料地有求必应到让人怀疑完事是要收钱的。一番酣畅淋漓过后，聊起过往。原来她就是科隆当地人，而且在此住了十年以上。我试探性地问起Ebertplatz周遭治安是否如传说中那么糟糕。对方矢口否认。我也不置可否，只想知道她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毫无保留敞开胸怀。
道了别我还不想回家，眼看是饭点儿了，我决定去四年前上过的语言学校看看，那附近有个甜品店的柠檬卷蛋糕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轻车熟路来到Chlodwigplatz，下了地铁沿着小吃街一路走。往日飘散各种味道热闹喧哗的店铺如今已经门可罗雀。
幸好阳光灿烂到像回到了马德里，心情也让步子轻快起来。路过身穿德国邮政制服正在街头大口吃东西的两位大叔身旁。疫情以来就绝少看到有人露天吃东西。路人冲他们说了句Guten Appetit！（祝胃口大开），他们也致谢说Danke，和谐到不像在德国。
顺利找到甜品店。进去一眼就扫到柜台里仅剩的一块柠檬卷。突然忘了柠檬德语怎么说，问了句：这是最后一块Limonrolle吗？对方说这是最后一块Zitronenrolle。问能便宜点吗？对方：不能。我说好吧，还是心甘情愿地买下，并说：我四年前来过这里，一直忘不了这个味道。这种跟售货员攀谈的心情在德国别的城市是从来不会有的。
沿另一条路返回地铁站。路过Netto超市钻进去找意大利饺子，没找到，决定空手出去。收银台前排了三四个人，刚好有个老头站在一扇侧门前挡住出路。我问：“可以让我从这里通过去吗？”老头看着我一言不发。我突然意识到要解释一下：“我什么都没买。”并举起手里的柠檬卷，表示不是从这里买的。
老头横挑鼻子竖挑眼地问：“什么也没买你进来干嘛？进来逛一圈又出去，闲的慌吗？”我也突然德语流利起来：“我进来找东西，没找到所需要的，当然就要出去啦。”老头完全无视我所字结构的精准德语语法，还是在那嘟囔“闲得慌”，并拒绝让路。我说：“我已经向你征求过许可了，你不同意，我就回到队末好了。”
他后面一位带孩子的女士主动说：“您站到我前边吧。”德国人都很讲礼貌，对陌生人一律用“您”称呼。我对她表示感谢，想着今天的好心情不能被老头破坏。结果更出乎意料地来了：正在结账的收银小伙从队头走过来，用钥匙打开我身边的侧门说：“您可以从这里出来。”于是我对大家一一道谢，临走不忘祝老头有个美好的一天。
出了超市觉得心情更好了，低头发现路上用粉笔写了不少标语。有的是探讨新冠封锁政策的利弊，比如：健康还是自由？我们有权选择。
有的则是对岁月静好的歌颂：孩子们需要一个微笑。一个（ein）这个词前面被人加了个d，变成你的（dein）。
来到一片空地上，写满了Freiheit（自由）、Demokratie、Gemeinschaft（和谐共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过的一位女士主动停下脚步等着端起手机准备照相的我。我追求的是照出有人路过的感觉，便告诉她不用管我，随意走过去就好。于是按下快门那一刹那，她刚好践踏了minzhu这个词。
科隆崇尚自由，而且不是柏林那种建立在安贫乐道基础上的自由，而是物质富足的自由。科隆每年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是全德国乃至全欧洲最为隆重的。新冠疫情初始，科隆所在的北威州管制状态是最为放任的。科隆人对自己自由，当然也会对别人自由，所以才孕育了所谓的“欢迎文化”。
在国内，自由是课本中叶挺烈士血淋淋的诗篇：“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在西班牙，自由是Fangoria乐队的流行歌曲唱词a quién le importa lo que yo haga（谁管得着我做什么）；在柏林，自由是倚在地铁车厢里脏兮兮的“禁止饮食”标语牌前大快朵颐五欧一个的土耳其烤肉卷。
在科隆，自由又是什么呢？第一次去科隆最为繁忙的高街（Hohe Straße），路遇几个满面春风的小青年摆地摊乞讨。他们没有向路人哭诉“可怜可怜我吧”，而是席地而坐面前摆了五个杯子，分别标有致幻剂、买春、食物、大麻和啤酒，任君投递。我往致幻剂杯子里投了点硬币，问：“（这笔钱）只用于致幻剂？”
“只用于致幻剂。”小伙轻抚着狗狗，微笑向我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