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多年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担任教授的乔伟先生，因患肺癌，于2021年2月24日与世长辞，享年95岁。
乔伟教授遗像
大雅云亡，哲人其萎。噩耗传出后，德中两国的乔伟先生的亲朋好友悲痛不已。纷纷向乔伟先生的夫人方海湘女士表达深切慰问，请她节哀顺变。
为了悼念乔伟先生，我们在此刊登冯志伟、郑初阳伉俪撰写的回忆文章《乔伟教授是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乔伟先生在2016年的自述《九十老翁笑谈人生》两文。
乔伟先生曾经在中国的海峡两岸求学，后来到欧洲，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德国波恩大学和特里尔大学担任汉学教授。他学识渊博，处事儒雅，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是德国华人中的一代硕儒。在德国，很多华侨华人都知道乔伟教授的大名。
在上世纪，从二战结束到九十年代，在德国各个大学汉学系中担任教授的华人只有4位，他们是：1967-1980年在汉堡大学的刘茂才（Liu Mao-Tsai）、1971-199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的郭恒钰（Kuo Heng-yü）、1972-2000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张聪东（Chang Tsung-Tung）和1984-1991年在特里尔大学的乔伟（Chiao Wei）。而这一时期在德国各大学汉学系共有102个教授职位，中国人在德国汉学系教授中仅占不到4%。而当时还没有华人在汉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担任教授之职的。
乔伟先生退休后也对中德之间的交流念念不忘，尽心尽力，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他的一生为中德之间学术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永远值得后来者敬仰。
乔伟教授于2021年2月24日在德国特里尔去世，我和老伴初阳都感到万分的震惊和悲痛。2019年6月我们曾经到特里尔拜访过乔伟教授和夫人方海湘老师，约定2020年再次相会，由于疫情2020年我们没能到特里尔，正打算疫情过后我们再度到特里尔拜访乔教授。
乔伟教授比我大10多岁，1986年我在德国夫琅和费研究院做术语数据库研究时，到特里尔参加一个术语与知识工程的会议，会议上认识了乔教授，会后他请我到特里尔大学做了一个关于计算语言学的学术讲座，以激发学生们对于用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兴趣。
讲座之后，乔教授对我说，德国汉学系在传统上主要关注古代汉语和中国的古代文学，他到特里尔大学之后，逐渐有意识地引导该大学的汉学系关注现代中国问题和现代汉语，他还想引导师生们也关注语言学中最新的学科——计算语言学。乔教授希望我在夫琅和费研究院的研究结束后，到特里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给学生讲一讲计算语言学方面的问题。
从乔教授的谈话中，我感到乔伟教授对于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建设是倾注了他的全部心力的，他力图引导汉学系关注现代的问题，关注语言科学的最新发展。我被乔伟教授的热情感动了，答应回国工作几年后一定到特里尔大学教书。
1990年9月至1993年4月，我应乔伟教授的邀请到特里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按照乔
伟教授的安排，我给学生们讲授机器翻译的理论和方法，同时，还开设了“汉字的历史与现状”、“唐宋散文选”、“汉语拼音正词法”等课程。
在此期间，乔教授还申请到课题经费，资助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两个中国青年来特里尔大学参加他主持的“英汉计算语言学词汇”的数据库课题，后来编写了《英汉计算语言学词汇》一书，由特里尔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从特里尔回国后，乔教授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我有机会到德国时也去看望乔教授，我们成了好朋友。
乔教授为中国和德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
我和乔教授认识已经30多年了。这30年来，我们全家和乔教授夫妇建立了亲人般的深 厚友情。只要有机会，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要互访多次，每次分别都依依不舍，平 时也常常通过手机的视频互相安慰，乔教授夫妇对于友人的亲切真挚的品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乔教授身患肺癌这10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乔教授对于疾病的顽强、乐观、豁达的态 度，也看到了乔教授夫人方海湘老师的艰辛付出，全身心的照顾、操劳和陪伴，他们夫妇俩共同努力，相互扶持，不仅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上天，让疾病一次次的复发化险为夷。连德国医生都惊叹这样的奇迹！
我们一直祈祷奇迹继续，但是这次没有如愿。乔教授还是走了，但是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厚的友情，将永远鲜活地珍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与乔教授夫人方老师的感情更会永远深系在一起！
乔伟1926年出生於河北深县（1994年撤县设深州市）乔辛庄。六岁离开家鄉随父母到正定，天津等地读书。1944年6月高三时去后方西安。同年参加青年军，编入206师，飞往昆明。后抽调赴印飞越驼峰编入汽车暂二团，到印度兰姆伽接受駕驶训练。1945年駕卡车经中印公路回到昆明待命。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调往汽车学校服役。随汽校駕车自昆明至南京。10月复员，乘船由沪返津。
1946就读於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黎锦熙、陆宗达先生。1949年2月借读於兰州西北师院。10月经陕川等地抵达香港，12月在澳门天主教出版社工作，等待入台。1952借读於台大中文系师从董同龢先生。1954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央图书馆编目组工作。
1957年春来欧。1958经德抵维也纳攻博，专业是民族学，副专业为语言学。1962年秋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担任兼任汉语讲师。1966至1971专任讲师。1968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
1971年受聘为终身教授，接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部主任。1982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代主任。1984汉学系主任。1991年退休。研究方向主要为语言学，儒道思想也是重点工作范围。
与中国国内科研机构及高校均有密切联系，如社科院语言所、应用语言所、文学所等。高校方面担任江大，武大，南开客座。部分研究成果见于专著海峡两岸《信息技术语言英汉词典》、《德汉经济词典》、《德国克虏伯与中国近代化》（与人合著）。
若干有关儒道及语言学论文散见中外学术杂志。德国汉学杂志《华裔学志》编辑。指导硕士生超过40余名，分别在德国各种行业工作。德国外交部初期汉语翻译人员，基本上都是经过我们培养的。博士生6名，中德各占一半，其中多数成为教授，分别在中国与德国高校任教。
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先辈是明初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居到河北深县乔辛庄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乔姓居民众多而得名。祖上世代务农为生，到了曾祖父时期经过几代努力，省吃俭用，家道终于富足起来，祖父得以参加武官考试。祖父虽是武人却很重视读书，所以让三个儿子都进了洋学堂，父亲是1906出生，弟兄四个，他是老二。因此他考上北京的中法大学，准备赴法留学。
在选儿媳方面，祖父也持同样观点，她们一定要受过新式教育，所以我母亲、伯母、婶母都是师范毕业。由于这种关系，我自童年起就受到较好的教育。三岁就开始认字，听一些忠孝故事，这要感谢母亲。六岁离开了老家，也就是农村，随父母到正定、天津，在小学读书。母亲当时是教师。我虽然在农村只生活了六年，但记忆中这段日子是非常美好的，一直怀念农村生活。
到达天津后，1937年7月七日抗战爆发。我们住在法国租界，我亲眼看到日本军机轰炸南开大学的情形，我当然看不到实况，却看到一颗颗炸弹落下去的情景。顿时就引发了我的仇日心情，这也是以后毅然赴后方要参加抗战的重要原因。
到高三时我已经是十八了。当时住在租界里自然看不到日军暴行，但从报纸上和一些口头新闻中还是获悉许多令人发指的信息。我感到自己已成人，应该为国家出些力，于是和父母商量去后方的计划。开始父母都不同意，但看我那样坚决，也就同意了，而且替我找了一位亲戚可以带我去后方。
临别时父亲告诫·好好读书作人，务必学有专长。作人二字看来简单，其实包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等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行为标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所谓的中国软实力，中国要想成一个大国，是离不开这种作人道理的。
我和亲戚顺利通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试想 我们当时是从论陷区和敵战区前往西安，中间必须经过日军控制地区，走出控制地区时，又必须经过日军检查站，幸而当时日军对部分占领区，采取怀柔政策收买人心，所以还允许商人往来於敌战区和大后方之间。
我们是药材（中药）商人，亲戚是老板，我是伙计，这样就到了西安。西安当时是西北的抗战重地，那时已是1944年10月。恰好“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标语贴满了西安街头，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以及响应从军的热潮当时真是热火冲天。
我这刚从论陷区来的青年，更是热血奔腾，报国心切。马上就报名参加了。那时也无法和父母联系商量，於是就以将在外不受君命的心态自己做了决定。工作人员对我这刚从敌战区来的青年，自然也十分热情，使我更感到自己决定是正确的。
入伍后编入206师，当时的政策是移地训练，大约是避免恋家的情感，所以将206师空运到云南曲靖等地集训。青年军的征召是中国政府回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而发起的。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参战，成了中国的盟友，准备军援中国，但发现我们的士兵文化水平太低，无法使用新武器，建议中国征召一批文化较高的士兵，经过训练来接受新武器，以便准备进行对日军反攻。青年军一共有九个师，分布后方各地。
我们抵达云南曲靖后，又从我们这批学生军中选出3000人，这批人要乘运输军火的空军机飞往印度接受训练。赴印要飞越喜玛拉雅的驼峰，当时大家都很担心，一则听说飞机会受到日本军机的袭击，二则那时的运输机还不是喷射机，速度、升高都很有限，还经常失事，大家都有些紧张。好在后来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我们平安到达了缅甸的雷多。下了飞机就进了军营，第一件事就是脱光所有衣服，裸体进入浴室用消毒药水澈底冲洗，擦干后换上英军制服。因为我们在缅甸没有中国军服。个人从国内带来的物品全部销毁，以免带入病菌。我们的一些纪念物品全遭了殃。
整休一周后乘火车前往印度兰姆伽。火车当然是硬座，车顶上都坐了很多印度居民，我们应该说还受到照顾，我们有自己的车厢，设备之差令人难以想像，清洁就更谈不到了，比起我们当时的大后方的火车，可以说天上地下，我去西安时，曾经坐过一段火车，虽然那·时物资缺乏，但还是很干净，车顶上也没坐人。听说印度今天还是这样。
抵达兰姆伽后，我们这3000人编成两个辎汽团，就是汽车第一，第二团。我属於第二团。
我们到达兰姆伽的营地后，就先开始军训，当然一部分战友都受过严格训练，他们有些是军校毕业，有些是西北战干团的。这个机构收容了一大批敵战区来的知识分子，将他们培养成不同的军用人才，如军需，政工人员等。但一部分还是未曾受过任何军训，特别像我们从敵占区来的学生。
所以在汽车駕驶训练之余，我们也受些基础军事教育，我们是非战斗部队，所以不像步兵那样严格。当然有人会问，为什麽叫一批文化水平如此高的人，接受汽车駕驶训练，不是浪费人才吗!原来兰姆伽是个综合性的训练基地，有战车，炮兵，通信，飞行各种培训中心。譬如新一军、新六军的各兵种都是在此培训的。
这些部队进行了反攻，将入侵缅甸的日军已经消灭。战场已无需要，就撤掉了上述训练中心，只余下了汽车駕驶。我们就赶上了这末班车。每天駕驶训练只需四个小时，我们学习駕驶十轮卡车，车当然都是美军提供的，每车两人，第一天还有一个老兵，就是已结束训练的。全部训练是四周，星期天当然休息。
教官是美国军官大多是上尉，配有一位翻译官，多半是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学生，他们都是志愿参军的。因为训练不大紧张，所以空余时间很多。我的年龄在军中是较小的，所以有较长的，就来教我学习。他们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学理工的占大部。大多是西安一带的高校学生，如西北工学院、农学院、西北大学等。有的竟是应届毕业生，他们几乎都来自平津一带，所以大家都很亲热。
在空暇时间就有些人来问，要不要温习课程，我当时觉得在国外，特别在印缅英语十分重要，当时教官都是美国人，用英语教课，我听不懂。于是就跟一个王姓大哥学起英语。在敵战区重视日语而忽略英语，这也是日人的愚民政策，不叫人民听英语廣播。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刘姓大哥。他是北师大体育系应届毕业生。因为是体育系的，全身肌肉锻炼的特别发达，我非常羡慕，我也极其喜欢器械操，刘大哥问我要不要跟他学器械操，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如此奠定了我器械操的根底，后来在北师大还参加了学校的体操队，也参加了不少表演。
此外有关军事训练方面，我也获得了不少帮助。我们连有很多都受过严格训练，所以军训对他们是一种身体活动，对我这个从未受过任何训练的来说，就不那麽轻鬆了。常常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有些好心的老大哥就帮我忙，个别来训练我，就是所谓的出小操。这样我就不会拖大家的后腿了。
我除了学习到上面的知识和技能外，还从这些老大哥的谈吐中，作人，行事等方面，获得了不少知识与经验。他们都是我作人，做事的榜样，一生都受用不尽。
我们受完駕驶训练后。缅甸战场战斗已经结束，日军已被孙立人的新一军清除，换言之通往国内的中印公路，已经打通。我们作为运输兵就駕驶美国的十轮卡车自印度雷多开始，至中国边城畹町入境，前往昆明，全程1730公里。
中印公路地質十分複杂，地势极为险峻，高山峻岭，急弯甚多，路面由泥沙铺成，雨后泥泞不堪，行驶十分困难。此条生命线由中美两军合作以及沿路人民，其中包括许多少数民族，历时五年建成。美方援华物资，除空运外可利用这条公路，供应中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以供抗战急需。
我们是两人一车。除我们这一团外还有美军车辆，和我们同行。他们也是运物资供应中国的。一路上在休息时，可以和美军聊聊天，了解一下美军的情况。美军当中有不少黑兵，他们多数是在国内开拖拉机的。文化水平多不甚高，人却很和霭可亲。我们也只能聊家常，当然那时本人的英语程度也很一般，练练听力我也就很满意了。
到了昆明后唯一任务是当时等命令，等待分配任务，每天就是一个等字。也不操练了，车也交给其他单位了。那时民主运动虽已早就在学校中展开，我们在军中自然不能参加，只是读读报，大家在军营中议论一番，好在我们那时还没有指导员，所以没人干涉。
1945年月15日7时日本投降了，可是信息很不灵通，当时既无手机，也无收音机，我们根本不知情。到了傍晚，听到美军营中枪声大作乱成一片。我们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十分紧张。稍后才获悉是日本投降了，美军向空开枪庆祝。于是我也约了两位要好战友，出去到酒馆痛饮一番。我本无酒量，居然喝了一斤半五加皮，结果喝得酩酊大醉，都不知道怎样回营房的。
当时也是百感交集，喜出望外。渴望已久的胜利，终于来到了，几乎有些不敢相信，似乎有些太突然。然而这只是我们这些参加抗战不久的新兵作如此想，对那些老兵，那些从1937就参战的人来说，已是太长，他们盼望胜利，已是太久太久。
胜利虽然到来，但并没带来和平。蒋介石开始清除异己，首先借助自己的嫡系部队，解除了云南王龙云的武装，为武力夺取统治扫平道路，解决了后顾之忧。为了镇压民主运动，迫害了许多民主人士，甚至像李公仆、闻一多等学者，也难逃被谋杀的命运。
1946年初我调到新成立的汽车学校工作。汽校设在南京，于是我们的駕车，不是大卡车而是一辆通讯指挥车，上面的收发报机，也可以收听新闻，还能与其他车通话。这样一来我们就与外界和校内其他有同样装备的车辆取得联系，不再孤军作战。
我们从昆明出发，经过贵州安顺、贵阳等地，进入湖南。途径日本战败受降城芷江，在衡阳停了下来，因为湘江大桥在衡阳保卫战时被炸毁了，至今未能修复，靠渡船将过往车辆运过江，当时两岸停了数百辆军用卡车，我们只有耐心等待。
其间听到了一些日军在围攻此地时所犯的罪行，单单当地年轻妇人被蹂躏的就达数十万人，这些数字，后来报纸上也报道导了。衡阳保卫战历时47天，破坏了日军进攻西南抗战基地的计划，稳定了中国战场的局势，也为后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四月才过了江经过江西、江苏，于五月到达目的地南京。不久就复员了。我们这批高中生集中到杭州，复习复习功课，准备到大学读书，在杭州集训了六周就在上海乘船回天津，结束了这一段军中生活。
回顾这一段军营生活，可以说是感慨万千。1944年在西安从军时，本来是要上阵杀敌，无奈抗战已近尾声，无缘参战。但我个人却提前进了大学，社会大学，军营就是一所社会大学。特别是我们青年军的军营，因为人员很複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出身等构成了一个小社会。
在这个团体中，我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学到了不少处世作人的生活经验。使我终生享用不尽。这是在一般大学中学不到的。此外在昆明时期恰好赶上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刺事件。那时民主呼声不仅在学校中十分高涨，连我们这批学生军也在军中倡导军队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都是鲜为人知的。这也正是胜利后民众要求民主的开始，学生运动也从此展开了序幕。
1946年复员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对后来从事汉语教学又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北师大读一年级时，启蒙老师是推行国语和注音符号的黎锦熙（1890-1978）先生，他用注音符号来训练学习语音，此外还利用图解分析语法。所分析的当然不是口语而是古汉语，图解分析是借鉴英语语法发展出来的。就是分析句子构造，如主语、谓语、宾语等。
二年级时陆宗达先生开文字学音韵学课。他是该专业的权威。上课时根本不带讲稿，不论是讲文字学的说文，还是音韵学的切韵廣韵，都可倒背如流的将解释或原文说出。因此我对陆先生非常敬佩，对音韵文字学也就特别感兴趣，所以 决定在这门课上下点工夫，将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就问陆先生，是否能在课余教教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同学愿意参加。陆先生居然答应了，我们跟他私下学了两个学期。
如果我没离开师大，我会继续学下去的。有了这种特别补课，我掌握了研究古音的基本能力，也发现用反切注音，有欠精确，需要借助西方的拼音或音标，这也是后来出国学语言学的原因。
解放前我离开北京经过陕、甘、川、桂到了澳门, 就在当地天主教耶稣会协助编写多种语言词典工作，我负责审音就是检查汉语注音，查看是否注音正确。我母语是北方官话，加上北师大学习的音韵注音等学科，所以此项工作对我来说是得心应手。
其间还开始了教授外国传教士汉语，当然是单人个别上课。这种授课方式几乎到我正式在波恩大学工作时，没有中断。后来为了完成我的大学学业，再加上我的许多师大同学那时都去了台湾，所以我也想去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得了恐共症，所有从大陆来台的人员，必须在台湾找到保证人，能担保入境者不是共产党，才能使申请入台者取得入台证。保证人必须具有相当身份；如教授，处长等以上的人员方具备资格作保。我一直在澳门工作，直至1952年年初才在师大同学帮助下，拿到了入台证，踏上了台湾省的土地。不要忘记我可是个中国人！其实不但入台很难，出台湾同样不易。我整整办了两年才取得了离台许可。原因同样是不放心，怕我回大陆去。
1952年秋开始在台大中文系借读，恰好遇到董同龢先生教授音韵课，这样就使我获得了中西双方的音韵知识。因为北师大教授陆宗达老师讲授的是传统音韵学，董先生教的是受西方影响的音韵学课程，他利用国际音标能更精确的顕示出古汉语的语音。这种方法加强了我对西方语言学的兴趣，也就促使我产生了到国外深造的想法。
台大毕业后，我获得了到中央图书馆编辑的工作，该馆重视研究工作。我们都从事自己的研究。如果我继续下去，完全可能会应聘到大学任教。以前有很多例子。主要我想完成自己的出国理想，一方面是当时台湾的一种风气，另外我研究音韵学需要西方语言学的支持，特别要从调查汉语方言领域入手，国外开始早，可以借鉴。
恰好天主教可以提供助学金去西班牙。1957年，我就到了马德里，发现那里的生活节奏不能适应。当地午饭最早要到一点半吃，相应之下晚饭是九点才供应。这种情形使我很难工作。于是到了德国。1958转到维也纳。
原来打算读语言学，但要求学生需具备希腊及拉丁语言基础，我无法满足此种条件，只好以民族学为主、普通语言学为副，再加上哲学作为必修来攻读博士学位。当然第一步要通过德语入学考试，在国内无论是在北师大还是在台大都没学过德语，幸亏在Ingolstadt一位曾在中国传教的德国神父办了个德语培训班，在那里我学了三个月的德语。
这个培训班是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置的，当时的中国学生，都是来自台湾和香港，中国大陆没有学生出来。问题是单学德语还不够，德语通过后只是可以读大学，要写博士论文还要考拉丁文。
维也纳大学是很传统的，文理科都要修哲学，所以拉丁是必修的。此外德奥文科中学都有拉丁和希腊文，对本国学生毫无问题，对我们中国学生就多加了一道门槛。两种语言让我花了几乎两年时间。幸而我因为是天主教奖学金学生，教会特别照顾，让我在一座培训传教士的修道院，专门用来培训去中国传教的神学院学拉丁。
就这样我在神学院学了一年拉丁，并且院领导还特别派了一位神学院的学生给我辅导，学习的进度还算不慢，结果在通过考试后，老师还特别当众表扬我，说一个不属于印欧语系的外国学生，居然通过了考试而且还考得很不错。
这样我就开始了维也纳大学的学习。我当时只能从第五学期开始，因为大学仅承认我四个学期。我选了两门专业，其中一门得交读书报告。无论在北师大，还是在台大学习，我成绩都不错，所以毫无顾虑地就将一门专业读书报告很快交了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退回来了。我去问教授甚么原因。他说内容不谈，形式方面有很多问题。于是从这一点，使我领略到了，中外书写学术论文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必须按照西方写论文的方法来工作，今后在这方面还需要多多努力。
现在我想介绍介绍当时维也纳的情况，那时中国留学生很少，除我以外还有一位从台湾来进修的，他学声乐，是台北师院的老师。此外还有几个香港来的，她们都是学音乐的。家境都不错，不用打工。
我虽然有奖学金，却仅够支付膳宿，所以必须靠打工来赚点零用。此外我的未婚妻，在马德里学西画，她原是画国画的，能靠卖画贴补贴补。每年暑假我俩总得见见面。所以更要靠打工来赚点路费。
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自解放前离家后，与父母的联系几乎中断。先是战乱，后来的文革，我长期地孤军奋战，有时也需要亲人、亲情的支持。国外的亲人只有我的未婚妻，因此每年暑假相会对我十分重要，我可以获得支持和力量，让我更有信心地拼搏下去。
说起打工当然得考虑工资，当时奥地利工资太低，我只好想办法到瑞士、德国等地打工。我打过不同的工，堂倌洗碗工、建筑工、锯木工、汽车清洗工等。这样不单单获得了不少生活经验，而且也让我了解了许多社会情况以及每个国家的国民性格，他们对问题的看法。这段人生历练对我后来的生活也提供了不少帮助。
1962还在维也纳写博士论文时，遇到了罗致德先生(OttoLadstätter)。他正到处物色一位汉语教师，问我有无兴趣去波恩大学教中文？（罗曾去过台湾，也认识台大的董老师，而董老师曾谈及我，所以罗来问我。）他提供的不是全职讲师位置，一周只有六小时课，我因为有足够课余时间写论文，就同意了。
同年十一月我开始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作为编外讲师教授中文。由于个人所学专业与教书工作比较对口，也有教授欧美人汉语的经验，所以毫无困难地进入了角色。
东方语言学院设有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包括韩语）等语种，专门教授当代语言，是为训练口语翻译而建立。该学院与德国联邦政府关系极为密切，战前院址是柏林，1945年之后迁至波恩。六十年代是德国惟一以讲授现代汉语为主的大学。因此当时学汉语的德国学生全部都集中在此。这也就是德国外交部第一代翻译人员，几乎全部出自东方语言学院中文部的原因。不仅如此连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为了培养汉语人才，也将中文部作为培训基地。该部因此培植出一批具有汉语知识能力的人才，如第一任的德意志银行驻北京首席代表就是该部的毕业生，还有一些进入政府工作，为中德交流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在波恩执教时，工作情况与其它大学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没有什么可叙述的。可是有件事也值得谈谈。我发现我和德国同事之间对事情的看法，有时会不大相同。这样在处理问题时就会出现意见分歧的现象。这种分歧可能是基于东西文化差异而形成的。
比如七十年代初东方语言学院每学期有一次毕业考试，根据考生情况全院组成考试委员会，主席由院长担任。在一次考试时有中文、日文、阿拉伯文，主席是日文部的教授，一个日文部的考生因生病休了一年学，健康尚未完全恢复，考得不太理想。我提议要放宽一些评分尺度。日文部的教授极力反对。理由是我们只看成绩不考虑其它情况。他健康的事，是他个人问题。
我自命也了解一点德国人的心态，到七十年代我也在德语区生活了近二十年，居然被普鲁士精神打了一记闷棍。其实这位教授二战时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十多年，已经很东方化了，平时也很乐意助人，但在关键时刻却决不放弃原则，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1968年我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发表了语言学、儒道思想等论文，基於学术成就1971年获得终生教授资格。在那个年代是十分不易的事，当时全德除我以外，只有两人在汉学系任教授。这两位华裔学者已然作古数年。七十年代汉学以外专业，根本与华裔学者无缘，汉学教授职位也要感谢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他力主德国汉学系应学美国，请华裔学者充任教授。所以刘茂才出任了汉堡大学教授，替华裔学者开了路。
在波恩工作时，恰好赶上“六八年学运”。当时是德国学生上街游行反美，他们反对美军攻打越南/北越。运动应当是1967秋开始的。后来扩展到全西德。此时也赶上国内文革，汉学系的学生觉得义不容辞，就充当了积极分子。
最极端的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他们居然将三结合的原则，用到考试方面，三结合对他们来说就是教授，助教和工人代表的三结，由这三种人员组成考委会来考学生。这是我从一个柏林同事那里听来的。
慕尼黑的汉学系成了学运办公室。其中的一位领导人物后来当了汉学教授。波恩当然不能例外，那时是首都，学生也罢课。学生对我说，老师我们不是因反对你罢课。我们必须参加这个运动，甚至连个人的语言交流也得停止。而且还派出纠查队，看大家是否认真执行罢课行动。
1984年我来特里尔大学工作后，还遇到了一件事，也常常叫我不断深思。汉学系开始刚建立，人手不足，除我之外只有一个秘书、一个助教、一个德国讲师。一年后才从中国请来一个讲师。我觉得汉学系开课太少，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我就多加了四小时的课程。结果院长在院务会议上，公开批评我多开了课。
大家知道一般教授每周都上八小时的课，我上十二小时课成了讲师的标准，违反规定。我提出了增加课时的理由，就是因为课时少不能完成教学指标。可是院长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毫不因情况特殊而有所变通。这种坚持原则的作风，自然值得学习，但是有时似乎也需要斟酌一下，是否可以根据个别情况，能有所通融。
也许我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太深，处理事情不想太教条，不要太死板，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适当灵活一些。这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分歧之处，我觉得两种观点，都有优点和缺点，如果能掌握好分寸，采取中庸之道处理问题，使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和谐。也许很多人会反对这种观点，但我认为这种想法还是有值得考虑的价值。
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触良深。1982年我应聘特里尔大学之后，校当局评审应聘人员资格时，需要请一位校外专业人士写一封评估信。特里尔大学要设立现代汉学系，当时德语地区，仅有一位合适人选就是罗致德教授。
我在前面曾谈到，在罗教授帮助下，我开始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书。那时他是教授我是讲师，双方合作得很融洽，所以1971他应聘到图平根大学时，一定叫我跟他前往。我考虑再三没有同意，关系闹得很僵。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曾经是朋友，言外之意是从现在起就不是朋友了。后来他回到维也纳大学主持汉学系。
特里尔大学文学院院长竟然请他来写评估，而且特地告诉我，认为我一定很高兴。其实我心里在打鼓，不知他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没想到他居然不计前嫌，写了一封极为客观公正颇多赞誉的评估信。确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的这种作风可以说体现了天主教徒的宽容精神，也就是儒家的恕道。这种作风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从1982年到特里尔大学任教后，就有与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学术交流的设想。其实1979年我在波恩大学时已经开始。比如请北大德文系教授张玉书在东方语言学院担任客座等，当时手头可供使用资源极为有限，所以无法按个人意愿行事。
我主持的中文部，是三个主要语种之一，另外两个语种是阿拉伯语和日本语。每部人员很少，一名教授一名或两名讲师，仅此而已。到了特里尔大学情况就不同了。教授开始是一名，后来加成两名。讲师两名，一德一中。如此学生从两位老师受益。德国老师讲语法，中国老师除语法外偏重语音及口语。如此教学效果很好，每年DAAD录取的华人就读的奖学金名额，我们的学生比例极多。
七十年代汉语老师来源主要是台湾，再就是三十年代留下来的留学生，如刘茂才、陈裕丰教授等。我到特里尔已1982年，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去国内请老师，我从语言学院请到一位在汉语系教课的老师，当时主要教来华的外国留学生，像Kubin（顾彬）、Ackermann（阿克曼）等都在那里学习过汉语。
北大在改革开放后，就不收留学生了。特里尔大学（以下简称特大）校方聘我来此，目的当然是建立汉学专业，但是他们要建立的是现代汉学系。因为当时十二个德国大学的汉学系都以古汉语为主，根本不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也不重视汉语。
在同事中有一位政治学教授，他对当代中国很感兴趣，所以极力强调建立现代汉学系。他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感觉苏联研究已经没有出路，所以改向中国。他愿意跟我到中国去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因此开始了我们的合作。
另外我也说明一下，我们的汉学系可以与企管、经济等学科结合。当时还是主专业、副专业，硕士或文凭制。所以学习汉学的可以选企管或经济为副专业。如此就业机会就大大增加了。因此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很多在企业工作。
与国内高校建立交流关系，一直是我的目标。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开始我与北大、师大都接触过，结果都不理想。后来使馆教育参赞介绍我与武汉大学联系，于是我1985年开始和刘道玉校长谈，刘校长很积极，谈的十分融洽，可就没有具体结果。
可能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些干部对涉外问题还不适应，而刘校长是留苏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没问题的事而别人并不以为然，所以谈的速度较缓慢。但是毕竟两校签了交流恊议，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双方都获益很多。武大为德国培养了一批汉学人员，特大为武大提供了德语师资，派师资前往武大授课，提高了该校德语水平。此外特大也为武大法学系培养了数名博士。其中一位还作了法学系的领导。
有关跨学科的研究是与前面谈到的柯尼希教授（Kernig）合作进行的。1984年我们开始对中国现状作实地考察。於是与国内各省市的社科院、中央科委、兰州中科院沙漠所及有关高校进行联系。
柯教授关心的是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沙漠治理等。对上述问题我当然是大外行，但这些对了解当代中国发展是重要的知识，对我也是一种补课，此外我对一般经济发展，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市场经济，私有经济的恢复，特别感兴趣。后来证实，这种发展促进了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如温州模式，鄉镇企业等。因此我们重点的訪问了广州、上海、北京、成都、兰州、西宁、昆明等地的高校和社科院。
我们与相关的学者，专家讨论了人口，经济转型及治沙等问题。我们参观了公社大队如何由个体农户接管后，农产品大幅度增加的实况。也看到不同地区春笋式出现的鄉镇企业，如小水泥厂、砖瓦窑等。鄉镇企业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填补了国企的生产空缺。
柯教授1927年出生，他将德国战后重建情况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了比较让我获得了不少知识。我们蒐集了这些实况知识，对我们教学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学生也得到了启发，有两个汉学系学生，因此到武汉对个体户作了实地调查，专写了硕士论文，其中一个后来成了中国经济专业的教授。除了与国内学者讨论外，我们还申请了一些合作项目，如治沙及在德办经济理论培训等。经费来源是DFG德国科研会及其他基金会。
我在维也纳学习的期间，是靠天主教的助学金来维持生活，因此有机会接触一些神学生，他们将来要作传教士。他们的修道院原本是专门培植去中国传教的人才，其中一位欧思德神父（Osterwalder），瑞士人，想到中国去。但无法成行。他结识了我，就和我谈如何与中国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私人研究机构——东亚研究院，目的是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进行交流。
欧思德很会组织，也能找到资助，所以进行了几个项目的研究，如情报社会，是关于日本信息研究，中国常州的电子研究等，结果都很不错。但他还是想直接在中国做些事。后来遇到一位江西学者，他建议去江西寻求合作，该省是农业大省，可以在食品加工方面动动脑筋。大家觉得想法很好，就开始准备。
大家设想是与一所高校合作，建立一个食品工程系，生物工程系。如此就可以为江西农业服务。欧思德就开寻求资助来源。后来获得德国经济发展合作部及其他机构的资助承诺，我们就开始与江西方面联系。还是通过那位江西学者的努力，我们到了江西南昌，接待我们的是教委与科委人员。教委建议我们与江西大学合作，在江大成立食品和生物工程系。
合作谈判进展非常缓慢，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思想还比较保守，江西更加保守。所以形成了拉锯谈判。但双方都有诚意，认为合作非常有意义，所以还是达成恊议。1988年秋江西教委、科委、德国东亚研究院（Ostasian Institut in Bonn）在江西大学建立了中德联合研究院，该院设食品，生物工程两系，招收研究生。
这也是江西高校首次具备招研究生的资格。前提条件是东亚方面提供的试验室设备，价值六百万马克。中德院由双方共同领导，大致与今天孔院在德的方式相似。院长由中方派，副院长由德方派。每年开一次董事会，检讨一年工作并讨论今后重要问题。
这项合作继续了十五年，东亚方面除提供了设备外，每年还提供三十万马克日常经费，江西也支付相同金额的人民幤。回顾起来此项合作，是很成功的。据了解这是中德合作最成功的一个典范。分析起来，可以说德方的副院长郝思汉博士起了重大作用，他也负责行政管理，他来南昌前在台湾辅仁大学教书，精通汉语，办事认真，不讲情面。开始中方人员很不适应，但这种铁面无私的作风，后来也获得好评。
我2014年在北京与一位过去的院长谈起郝教授，他还说，当时他也不适应，但过后想来还是要多学习这种精神。中德院在德培养了五位博士，两位在院内任教。当然在南昌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硕士博士。听说在食品工程学科排名，在国内也是处于第六名的位置。我们算是为国家出了一点力。没有让国家白白培育。
除了科研交流外，我们还有一个与德国人民学习基金会（Studienstif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合作培训汉语的项目。1986年该基金会秘书长Dr.Rahn 找我谈，他想为德国培训一批汉语人才，问我能否承担这项工作。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我在波恩办过培训，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一年，然后送到台湾学习一年。这是大众汽车基金资助的项目，招收汉学以外的毕业生，此项目也很有成效。
现在是在特里尔大学汉学系，利用假期培训七周，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对象也都是汉学之外的各类专业。以前是在德学习一年，今后却只学七周。秘书长有些犹豫，我思索了一下，我说应该没问题，我们可以将授课时间延长，星期六也上课。精选一些教材，如此一定可行，先决条件是学生必须合作。
1986年开办，一年下来效果很好，学生也非常满意。因为让他们省了很多时间。再说选出的学生都是精英，学习能力极佳。一般学生很难达到这种水平。每届短训班由甄选委员会选二十人，经过三周培训后淘汰十人，最后去中国的只有十人，而且是全额助学金，包括往返路费。
这种短训班方式是一般学生接受不了的。这些学生开始在北大、后来在中山大学，最后到了南京大学。短训班已办了二十九年，为德国培养了不少适合各专业的汉语人才，他们都是德国社会上的中坚 人才。
短训班是德国克虏伯基金会资助，至今已将近三十年，远远超过了一般五年为限的惯例，这也说明了短训班的效果还不错，所以才能长期获得资助。其实这种投资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德国精英，他们在中国不仅学习了汉语而且也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儒家力主以德服人，构建和谐社会。如果他们能认同这种文化，对中国的了解，一定会较为客观，不会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相反他们可以根据个人的见解，来分析问题，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如此对推进中德甚至中欧互相了解，认识，可以做出贡献。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今天我能有这点小小成就，如果还算是成就的话。除了要感谢许多帮助过我的人外，还得特别感谢我已作故去的妻子。她为了成全我，在马德里皇家美院学习后，毅然放弃了自己从幼热爱的绘画专业，默默地在背后支持我，鼓励我。共同分享着人生路上的坎坷与欢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此外父母临别教誨好好作人，不要辱没家门的敦嘱，陪伴，支持我走过了漫长艰苦的学习过程。从北京到兰州，从台北到维也纳，终於完成了学业，实现了初步理想。后来又获得了教授的位置。所以有机会写这篇小文。我愿意以有恒为成功之母或执着就能成功作座右铭送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