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德国国企做打工仔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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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 蓝
那是初来乍到德国的头几个星期的某一天，我应邀去参加一个夏日篝火晚会。在此之前，晚上放学回家后尚未迈出过一回门槛儿。
我的房东赫尔嘉，一个满身艺术细胞，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德国校友，后来我俩成了要好的朋友，至今仍然要好着，给我的脖颈打扮上了一条淡静柔雅的碎花丝巾，说这样更漂亮，晚间河边兴许风凉。
然后，我便登上了开往市中心方向的8路公共汽车。我们的住地在M市8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Finthen，篝火晚会在莱茵河彼岸的Kostheim。中途，海尔嘉叮嘱我说，需要在火车站转一下车。
8路车行至火车站时，只见面积不大的站前广场各路公交大巴云集，匆匆过往的行人中，有那么几位身着蓝色制服、手持大哥大的人物，正在那里煞有介事的呜里哇啦。发生什么事了？我好奇得很，以为有什么国政要人路经或来访，譬如科尔总理什么的？
下车后，我径直奔向最近的一个蓝制服大哥大，没头没脑地傻问道： “请问，怎么回事儿啊这里？莫非有国事访问？” 不意蓝制服大哥大哈哈哈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此乃一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日常行动。M市晚间，因乘客少，车次安排也相应减少。
但为了市民们乘换方便，20点之后，所有的公共汽车在同一时间会聚于此，以便四面八方而来的乘客都不失时机、不费周折地再四面八方而去。德国人的井然有序，严谨务实，从法兰克福走下飞机那一刻起，就有所目睹，而M市公交管理的细致入微，使我对德国人的印象好上加好。
譬如，每一公共汽车站都张贴有那么一张时刻表，告诉你，几点几分，将有X路大巴经此而过，十有十准。你只需把握好从家或课堂到车站的时间，从从容容，踩着点儿赶到车站就行了。
说话间，各路公交大巴一个接着一个的扬长而去。噢天，这时我才想起自己本来的正事，我的车！我应该转乘的那辆车是不是也开走了？蓝制服大哥大问我，“您要去哪儿？”我说，“Kostheim。”“您的车走了，只好等下一趟了，还得20分钟呢！来，到我们办公室里坐一坐吧！”我欣然应许。
办公室位于火车站前广场的中心位置。有一问讯口，有一售票口，剩下一个空间不对外，是调度人员在座的地方。蓝制服大哥大把我刚才的笑话学给他的同事们听，一伙人乐不可支，围在我身旁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后来，不知怎的问到我会不会开车，我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开车，因为没有车。为什么没有车，因为车子太贵。那您可以到我们这里开车，假期的时候常有大学生在我们这里打工的。哦？那我得先去考个驾驶执照出来才成，再说······。驾驶执照您不用操心，我们公司提供免费培训。
再说，我接着刚才未能说完的话茬，这公共汽车也太庞大了一点儿，我想，我根本驾驭不了的，弄不好跟一头大象闯进了陶瓷店里一般危险。不行、不行。我满怀顾悸，心里头揣着一个小兔一般，仿佛此乃一件必须马上敲定不可的真事儿似的。车，我断是开不得的，换个别的活计，我想，还差不多。哈哈哈，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蓝制服大哥大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收起了笑容，对我说，“Hi，给我留下一个您的电话号码吧，现在让我来开车送你过莱茵。”我赶忙跟众人道了声再见，喜出望外地随着蓝制服大哥大上了停在办公室门外的小轿车，只见他把蓝色警灯往车顶上一放，不多会儿，我就一路兴奋不已地来到了莱茵河对岸。
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蓝制服大哥大真的打来了电话，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我连自己的耳朵也无法相信的消息：“我有一份Job给您，四个星期的Urlaubsvertretung（代替度假的员工），愿意吗？”“当然愿意啦！”我高兴得喜出望外，“太感谢您了！” 赫尔嘉听了，说我莫非是个Sonntagskind（周日出生的孩子，意为“幸运儿”），怎么随随便便大街上就捡到了一份工作。
谁说不是呢？当初，给他电话号码时，我心里还二二忽忽犯着嘀咕，萍水相逢的，要我的电话号码做甚呢？
就这样，来到德国不满三个月，我便幸运地开始了在德国国企的打工生涯。我打工的单位叫Stadtwerke，具体所在科室叫作Erhöhtes Beförderungsentgelt，一个“打击交通黑客办公室”的雅称。在德国，乘车买票检票全凭自觉，一年到头，鲜有碰见几个检察员路上查票。一旦蓄意无票乘车的黑客被逮着，必然以高额罚金伺候。
逃票行为超额三次者，对不起，不仅会收到一笔高倍数额的罚款单，还会被邀请到法院追究其法律责任，弄不好“档案袋”里装进一个 polizeiliche Eintragung，日后找起工作来可就麻烦了。
这个科室不大，共有三名科员，科长是一位叫布里吉特·舒普的中年女性。另外两位科员，曼先生和施特娄女士，两位皆已接近退休年纪。曼先生动辄就病休或疗养去了，听说他的老婆跑掉了，他的心思似乎也跟着老婆一块跑掉了。
施特娄女士的身体也不怎么硬朗，高血糖，动不动就喊热。而舒普女士怕冷，两个人时不时因为开窗关窗、暖气高低步调不到一块儿去。施特娄女士以前是公共汽车售票员，售票自动化之后转业坐办公室，可她玩不转电脑，动不动就两手一摊不知如何下去了。
我们每天的任务，无非是把检察员上报的无票乘客及其数据输入电脑，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性质予以不同程度的惩罚或处理。大概因为我工作的还不错吧，一个月之后，该科室将我的合同又延续了三个月。
记得那一年暑假，好长好长，是我记忆里最长最长的一个暑假，长达四个月之久，我心里不住地犯着嘀咕，这德国的大学生什么时间读大学啊？！
暑假即将结束的某一天，布里吉特·舒普女士找我谈话，说有意长期留用我为该科室的工作人员。我听了之后，不知所措，我原本是来读书和学位的啊！我当即对舒普女士说，谢谢您的信任和器重，可是我半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请给我一些时间，我得好好想想清楚。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陷于不知所措之中。刚巧一位先我出国的校友兼同事打来电话，我便把自己的为难吐露给他听。校友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把银子挣下，书啥时不能读？”我听了他的话，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半天工作，半天学习。
舒普女士点点头：“嗯，也行，随您。我这就带您去见上司，不过，您可千万别再犹犹豫豫，跟在我这里似的喔！”
就这样，我成为了该公司所聘用的第一位亚裔中国籍Verwaltungsangestellte。为此，还受到了最顶头上司的特别接见。
在M市Stadtwerke的那些岁月十分轻松愉快，科室之间樱桃红了有樱桃吃，核桃熟了有核桃分，同事关系不远不近，友好而单纯。我所承担的工作轻松得不费吹灰之力，每月工资拿的不少，且享受着白送的工作月票。
集体郊游时还有补贴，那补贴每每高得我吃也吃不完，喝也喝不了。不止一次我暗自兴叹，在德国，当个蓝领阶级多么的惬意、多么的舒服喔！
惟有一次小小的不快，虽与公司和同事无关，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不够友好的德国人。某一天下午，我一人在班上，办公室进来一老一小两个德国人。老的是奶奶或姥姥，小的是孙女或外孙女，未满14岁。这孙女，在案记录，5次逃票。现在带着5张票据，在奶奶或姥姥的陪同下到此证明她的无辜。
我与往常一样友好而和气地迎了过去，一边仔细地查对着这些后补的车票，一边听老太太不知所以地在旁唠嗑，说她的丈夫原先是M市公安局局长，现在退休了云云。我发现其中1张有时间性差误，另外2张亦有显而易见的作弊痕迹。
我将车票退回，说： “对不起，这几张车票不能得到认可。” “为什么？”老太太脸色陡然生变。我说：“它们有假。”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起来，“你是哪里来的，跑到我们德国来做甚？还不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
我虽小有激动，却也嘴不饶人：“是的，我不是德国人，但我执行的是你们德国人的法律，请您好自为之！”翌日，我把昨天的所遇说给了舒普女士听，没想到她比我还激动，说：“岂有此理！”破例把那个不满14岁的女孩状请到法院那里去了。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派到客户管理服务处帮忙。客户管理服务处有两摊儿，一摊儿在主楼的六楼，一摊儿在附楼的一楼。附楼的那一摊儿大都是从事Außendienst的员工，基本上是早起一上班拿上派工单、开上车，直到下午下班时间才回来。间或也有中午回来吃午饭或取东西的。
常驻办公室的是科长卢莱先生和秘书霍夫讷女士。霍夫讷女士身材丰腴得接近于肥胖，但有一张十分漂亮的脸蛋，其老公在某家银行做事，五个孩子，三个亲生的，二个收养的。大概看我是个不会久长的外国留学生的缘故吧，霍夫讷女士似无避讳，时不时给我唠叨一些自家的家长里短和公司里男同事们的鸡零狗碎。我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地听着。
起初，对不上号，也根本不想去对号入座。后来，时间久了，面孔慢慢地熟悉了，知道了谁的老婆不久前得癌症死了，谁在外面偷鸡摸狗的有小三儿了，诸如此类。
霍夫讷女士的话里有一句话我可是听了进去：“这些男人一个安分的都没有”， 因为它太接近我们中国女人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了。
除了霍夫讷女士，接触最多的自然是卢莱先生了。卢莱先生每天早晨走进办公室的头等大事是去蹲厕所，而且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把从厕所带出来的两份报纸，一份《图片报》，一份《美因兹日报》，大大方方地扔到我的办公桌上，给我继续享用。
我不由自主地又在心里大呼小叫，这德国国企的元宝可真好挣喔！（难怪德国日落西山，一天不如一天，此乃后话。）
有时，用户来电话了，火燃眉毛，但常常不是我能解答或决策的问题。我只好要下他们的电话号码，满口应承尽快解决尽快回电话。可当我把事情汇报给卢莱先生时，他却一点儿也不急顾客之所急，既不回电话，也不采取任何行动。我坚持说，卢莱先生，我可是跟人家说好了的，这家人可是取暖中心出问题了。
卢莱先生把手轻轻一扬，“没事儿，没事儿，如果真的是火烧眉毛，他们自会主动找上门的。”天啊，我傻眼得厉害，德国人的严谨、敬业、诚信等等优秀品质都哪儿去啦？！我甚至怀疑起来，卢莱先生上辈子恐怕不是德国人吧！拿破仑曾经带着他的喽罗们在这一带悠哉游哉过好些年呢！哼，没准他身上也流着意大利人的血液呢！退回若干若干个世纪，罗马人不也在莱茵河流域风骚一时过的嘛！
一天早晨，办公室里就我和卢莱先生，霍夫讷女士度假去了。我听到隔间卢莱先生在那里打电话：“宝贝儿，亲爱的，你现在好点儿了吗？······”好不亲昵喔，都这把子年纪了！卢莱先生看上去大概五十岁左右的样子。整整半个上午，我看他心不在焉，如坐针毡的样子。
终于卢莱先生对我开口了：“我的妻子生病了，牙痛得不行，我得回家一趟，开车送她去看医生。”噢耶，跟社会主义中国不相上下了都！如此这般的事情发生在德国，对二十多年前的我，真的是好不少见多怪，好不社会主义喔！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路上偶然遇见久违的、马上也到了退休年龄的霍夫讷女士。欣喜之余，打听起昔日的同事们。那位丧妻的同事又成家了，一位叫曼高特的同事得了肺癌，卢莱先生跟他的前妻离婚了。
哦，还有一位叫史品勒的同事，就是老给我们代买天底下最好吃的小面包的那个同事，在外面跟人生了一个私生子——男孩儿，被他老婆知道了，正骑虎难下着呢！
再再后来，我听说史品勒先生也被离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