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Sylvie D.，化名）今年51岁。她的母亲88岁。2019年1月某晚，她做出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接母亲回家，亲自照顾她的晚年生活。
西尔维带着母亲去逛动物园
西尔维已在萨尔州的一家大公司工作了18年。
上班时，她就是一个标准的德式白领（不是白骨精款），下班则化身成农场主，在自己的小农场里忙碌——干干农活养鸡遛狗骑马。
大约1年多前，她没有联系照顾妈妈的哥哥，直接开车去看望独自生活的母亲。这才发现哥哥所谓的照顾就是让已经无法行动自如的妈妈独自一个生活在像垃圾场一样，又脏又乱的家中。
“妈妈不能待在这里！”
如何解决？送养老院？还是自己亲自照顾这位将我带到世间的女子？
虽然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很少拥抱，但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是那么地开心。
最终，西尔维选择将母亲接回家。与此同时，为了获得母亲的护理权，西尔维选择与两个哥哥对峙公堂。
2011年左右，事情突然就变了。
“有一天，一直是家庭主妇的母亲突然晕倒。原来这是一个开始。”西尔维说。
“也就是那时，我才发现父亲的脾气不仅专横还暴躁。他不许我们这些子女谈论妈妈的健康，当我对他说‘妈妈必须去看医生’，他告诉我‘她很健康’。”
“每次家庭聚会，我都会提出带妈妈去医院的建议，父亲永远是否定。久而久之，我的兄弟也赞同父亲的看法，认为妈妈没病，认为是我打扰了大家的生活”
“为了不给妈妈的生活带来负担，我选择了退让：基本不与他们见面，只是偶尔会给妈妈打电话。”
2019年夏天，父亲去世了。从那时开始母亲独自一人生活。
“住在母亲附近的哥哥告诉我，他每天都去看母亲，‘她很好，很健康，就和以前一样’。”
“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妈妈会在电话中和我说一些让我无法明白的话。就在圣诞节前，她居然对我说‘复活节快到了’。”
“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对我的到来似乎很是不欢迎，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哥哥却对我说‘妈妈只是老了，其他一切都很好’。肯定不是这样！”
西尔维试图给母亲打更多的电话，但母亲几乎从不接电话。
无奈之下，西尔维只能经常打电话问哥哥母亲的情况，得到的回复一成不变：她很好。
直到有一天，西尔维突然接到妈妈的来电。“妈妈告诉我，她现在坐在轮椅上。”
哥哥这才告诉西尔维，妈妈因摔倒而多次住院。在医院期间，她被诊断出同时患有老年性痴呆症病和帕金森病。“但她很好，因为她有在吃药治疗。”
“那段时间，我回想很多过往的岁月。也经常会问我的生活伴侣，‘妈妈会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死去吗’？”
西尔维觉得不应该再相信哥哥的话。
于是，有了那次突如其来的看望：西尔维没有通知哥哥，独自开车去看母亲。走进家门的那一刻，场景让人不忍直视：
“房子里一股子屎尿的臭味，垃圾堆积如山。墙壁已经发霉，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地板上到处都是脏衣服和帮宝适牌老人纸尿裤。
而妈妈独自一个人，穿着一件旧毛衣和运动裤，蓬头垢面，歪歪扭扭的坐在轮椅上。”
“那一刻，我只有一个念头：妈妈不能待在这里，不能这么活。必须带走她。”
对西尔维来说，那晚的瞬间就是一场战争的开始，与妈妈，与哥哥，与她自己：
一个害怕出门的妈妈；一个认为妈妈可以独自生活的哥哥；而她，一个上班族，还有一座农场的女儿，有时间来照顾母亲吗？
“那晚，我非常迅速的做出一个决定：我——我自己-——照顾这个女人，我已经把她留给别人太久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照顾一个亲人，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必须为母亲做点什么，不能让她独自一人死在没有亲人的养老院中。”
“在给我伴侣打电话之前，我报警了——一个无法生存的空间，一位几乎被遗弃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警察的见证下，我和我的伴侣带走了我的母亲。 ”
事实证明，老年性痴呆症和帕金森患者在没有助力的情况下是无法独立行动，而且由于痴呆症，她经常感到困惑和健忘。她不能也不会自己穿衣服和洗衣服，更不知道该如何给自己煮饭。
唯一感到万幸的是，她还能说话。可对话如鸡同鸭讲。
“这既令人兴奋又糟糕：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也认识自己。”西尔维说。
“最初的几晚，我们很是狼狈：因为不知道晚上是要换尿布的，结果就是沙发床上全是尿。我们只能将塑料袋垫在妈妈的床上。”
在德国，约有413万人需要护理，其中有290万人在家被家人/亲戚护理。这些家人会获得由护理保险的中央协会和私人健康保险协会提供有关长期护理补助金，不过获得的报酬并不高——远低于接受培训后的专职护理人员。
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非正式护理很大程度减轻了健康保险公司的负担：家庭和卫生部一致认为，护理亲属是德国最大的护理服务。
西尔维做出自己照顾母亲的决定后。第二天一早，她给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
“昨天我把我的妈妈从垃圾堆里接回家，只睡了四个小时，我的精神状态不允许我工作。我今天要请假。我现在必须弄清楚我要做什么。”
在德国，如果家有老人或者有需要照顾亲戚的雇员可以每年请10天无薪水假，以便有关人员安排照顾，在此期间，因此导致的工资收入损失，可以申请护理补助津贴。通常，可以获得净工资的90%收入。
独自一人照顾老人，10天的时间是杯水车薪，这是一件长年累月的事情。
西尔维的10天无薪水护理假：
重新安排和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伴侣一起将位于客厅的书房腾空，给母亲做卧房，方便母亲的轮椅出行。
打电话给健康保险的医疗服务部门，请人上门确定母亲所需要的护理等级，“护理等级为4级——最严重的自我生活障碍。也就是说母亲已完全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确认护理等级后，立马从护理基金会订购了一张护理床。
当护理床运抵母亲的新房间时，“我开车去了老家，将妈妈的照片，信件，她喜欢的小物件安置到她新房间中。”
在德国，私下护理亲人的人都不会获得费用——相反，法定护理者或家庭护理人员不仅可以在职业上缩短工作时间（最长可达两年）外，还可以获得护理津贴。
西尔维申请了日托服务。
“当我需要出门或上班时，护理人员会上门，或我将母亲送到日托养老院。但这远远不够，我和公司沟通之后，每周减少8小时工作时间。”
与病人共同生活，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爱心。
“除去上班，那段时间我的私生活就围着三个点打转：厕所、吃饭、吃药。每天晚上，每隔几小时我就会起床，帮妈妈换尿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床是干净的。”
“妈妈就像小孩，不仅要陪，还时不时要安抚：从床上到桌子，从桌子到拼图，从拼图到电视，只要有她的地方就有我的身影。”
西尔维的母亲并没有法定护理者，作为唯一照顾她的女儿，西尔维必须申请这份授权书。
“我从地方法院拿到了法定护理人授权书。”上面写着：西尔维女士被任命为H.J.D.女士的护理人。
职责范围包括：医疗保健；居住地点确定；财产管理；接收、打开和停止各项联系邮件；法律/申请和授权事项。这个授权书也有监护权的作用。
与此同时，西尔维每月可以从国家获得728欧元护理津贴。“相比我减少许多的工资，被我放弃的生活，这些钱并不能代表什么。”
“去年3月，我和妈妈的磨合期已基本稳定。除了上班时间外，我们都在一起，包括购物。”
然后，新冠病毒来了！护工不再上门，日托养老院也关门停止服务。
在新冠疫情下，德国政府允许这些需要照顾老人的雇员可以再请10天无薪水假，也就是说总共可以请20天无薪水假。
至于收入损失，同样可以通过申请护理补助津贴获得弥补——然而，增加的10天无薪水假只有在“雇主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申请。
“开始这一切令我很震惊，但随后却让我感到一丝窃喜。”
“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居家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的母亲。”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在家工作的机会让我得以喘息。病毒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
“每天早上7点起床，做早餐，然后把妈妈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洗簌后一起吃早餐。”
“看到妈妈吃到她喜欢食物的表情，简直太棒了。”
“早上8点，打开电脑开始工作。但并没有妨碍我照顾妈妈。”
“开始，我不敢陪她去厕所。我做不到给我妈妈擦屁股！事实是我做到了。它让我近距离的接近这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女人。”
“有时候妈妈会突然冒出一句话：‘哦，西尔维，我很高兴你这么做’。”
现在西尔维最大的愿望，疫情过后，和伴侣一起带着妈妈重温过去曾和妈妈去过的地方。
但她更希望，妈妈的病情不会进一步恶化。
“我很少和我的兄弟姐妹联系，他们也不和我联系。如果那晚我没有去看探视母亲，或许此时我已没有妈妈了。”
“我现在至少做到了二者同时存在：即照顾了妈妈也保全了我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因为我自己至少还会再活30年。”
西尔维感谢那时自己的勇气，走出那一步，使得她能再次和妈妈一起生活。就算妈妈病情加重了，需要更多的照顾，“我也是愿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