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德国小学记：折翼的天使
作者：刘悦
Emily的妈妈Christina来自克罗地亚，她脸上的轮廓和身上的骨骼一样硬朗，乌黑的卷发，云一般地披散在脑后。Christina自己开个裁缝铺子，在HG小镇邮局的对面。每次到邮局寄东西，我们都顺便去扫一眼，门总是锁着的。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的各种布料、蕾丝，除了缝纫机，另外几台机器我都不认得，墙上挂满了奖状和专业资格证书，窗子上贴了号码，有事可以打电话。她告诉我，客人大多是老街坊，知道怎么找到她，这个铺子收支平衡就好，不用赚更多的钱。
Emily第一次到我家玩时，Christina来接她，笑容使脸上的棱角柔和了许多。我请她进来坐坐，她就敞开聊起来。之前就听说，Emily还有个弟弟Leo，是个脑瘫的孩子，但严重到什么程度，不清楚。我没有问，Christina自己却很自然地说了出来。Leo属于脑瘫最严重的那种，运动神经和智力同时受损，不会讲话，也不能明白人的意思，只偶尔笑笑，喊两声。他每天斜坐在轮椅里，时不时动动手指，嘴角经常会有唾液流出。 保险公司为这样的孩子提供全天的私人护士，在家里照顾，Christina的妈妈也从克罗地亚搬过来了，住在他们楼上。Christina说这些的时候，是那么平静。
三年前，Leo到了上学的年龄，那天全家像庆祝节日一样，盛装出席开学礼。他上的是特殊学校，Christina说，校车到家门口接送，还有专门的特教陪着他，比Emily都省心了。
Emily过生日的时候，邀请了全班的女同学在家里庆祝，她穿着妈妈私人订制的连衣裙，让女孩子们羡慕不已。我好奇，那他弟弟怎么办？他们会把他关在单独的屋子里吗？还是把他送到楼上外婆那去？等我去Emily家接贝贝的时候，进门一看，Leo被安放在客厅最中间的沙发上，歪着脑袋，身边围满了又唱又跳的女孩子。虽然他没有任何反应，女孩子们照样时不时的，在他眼前做个鬼脸，或者拉拉他的手，让他跟着摆几下。他妈妈在客厅的吧台里，忙着给客人递上各种饮料和小食。回到家，我问贝贝：“Leo就一直坐在那里吗？” “是啊，一直在那。他很乖的，而且长得也挺漂亮，不是吗？”
有一次学校举行圣诞音乐会，Emily要表演吉他。正当她上台的时候，忽然有人大叫起来，“啊！啊！”听起来很奇怪的声音，我循声望过去，是Christina把Leo给推来了，可能因为兴奋，他抽搐着，吐着口水，叫喊。我以为Christina会感到窘迫，会赶紧把他推出去，但是她蹲在过道，镇定冷静地安抚着轮椅上的Leo，坚持看完Emily的表演。周围人把焦点都放到了舞台上，没有人用自己的注视给Christina增加丝毫的压力，Emily也没受到任何影响。唯一不同的是，Emily演奏完，观众的掌声更热烈些，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让人尊重。
折翼的天使
Christina告诉我，上帝给了她Leo的同时，又给了她坚强的性格，更何况还有完善的保险系统，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小镇的节日、庆典、集市上都看得到Leo的身影，就像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的，成群结队的智障孩子们一样，在亲人或护工的陪伴下，走在人群里，从容地和正常人一起感受这个世界。
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会回想小时候遇到过的那些孩子，他们如果也能这样的被善待，该多好。
当年
八十年代初，胡同里、大街上总会有几个智障的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班里就有两个，一男一女。他们比别的孩子都高，坐在最后一排，老师提问会自觉地绕过他们，同学从旁边经过，会有意无意地踩他们的脚。下课对他们来说是最艰难的，操场上不光是本班的同学，外班的学生也围过来看“傻子”。他们既是被孤立的孩子，又是被过多关注的两个人，还是一男一女，就被开出各种难听的玩笑，孩子既是天真的，又是顶残忍的。一年级过后，他们就都退学了。
我家胡同里也有两个智障的孩子，他们是亲兄弟，被称为“大傻”和“二傻”。他们身体强壮，但智力受损，哥哥比较严重，只能发声，不讲话，弟弟是可以交流的。胡同里的男孩子总喜欢玩骑马打仗的游戏，看到他们远远走来，像是发现了重大敌情，敌对双方迅速变为同伙，粗树枝做成红缨枪，黄土块当手榴弹，弹弓当远程炮，一顿狂轰滥炸之后，还要近距离“歼敌”。“大傻”走路本就像卡西莫多（《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此时发出“嗷！嗷！”的嚎叫，蜷缩成一团，就更像了。女孩子不敢看，都闭上眼睛，捂起耳朵。“二傻”机灵，腿脚也快，趁乱跑回家搬救兵。他们的妈妈是一个很秀气的女人，拾掇起来，比胡同里其他女人更清爽利落些。此时，她抡着一根粗粗的木棒冲过来，把那些男孩子赶散，那些孩子边跑，边喊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鬼话：“近亲结婚生傻子，两个都是大傻子。” 这女人，挺直腰背，拢了拢蓬乱的头发，架着自己的儿子回家。
那以后，兄弟俩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智力发育得迟缓，身体反倒增长得很快。没两年，当他们又出现在胡同口的时候，已经长得人高马大，比其他的男孩子力气大很多了。“大傻”经常会堵在胡同口，手上提着木棒，巡逻般来回量着步子。那些男孩子，只远远地说些难听的话，不敢近身了，女孩子更是小心结伴绕着走。一天傍晚，我独自跑出胡同玩，玩着玩着，就忘了时辰，借着路灯往家赶。在胡同口，忽然被一只大手卡住我的脖子，按到墙上，路灯照在“大傻”的头上，黄色的光晕衬着他脸上的阴影，看起来更加恐怖。他的手劲极大，我想喊，却只能干巴巴地发出呜鸣声，泪水从眼角渗出来。就在绝望之际，有一个声音从眼前这个黑影后面传出来：“放开！”那只手果然松了一些，我穿过“大傻”的肩膀望去，是“二傻”。
“妈不是说了？不许害人。”说完，他掰开“大傻”的手，领着他回家。
后来，胡同拆迁。回迁后，座座高楼平地起，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马路上再难看到那样的孩子了，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安身之所，会不会被好好地对待。
后记
12月11号晚上，又是学校圣诞音乐会的时候了（Emily和贝贝已经上了同一所中学）。 这篇2018年最后的稿子刚刚写完，还没有发出去。我在厨房边做饭边想，今晚应该会看到Leo吧，不知道长了什么新本领没有？没想到，贝贝放学回家，书包都没放下，就跑来低低地告诉我：“妈妈，告诉你个很坏的消息，Leo死了。”我惊讶地捂住嘴，手里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他是得急症，抢救无效，很快就走了。
当天晚上，Emily的爸爸、妈妈和外婆还是来参加音乐会了，就坐在我前排。他们虽然表情凝重，但是很投入地看Emily表演，用力地为她鼓掌。我走过去抱了抱Christina,“Leo很幸运能生活在你们家里，他曾被那么好的照顾过，被那么用心的爱着。他是一个没有犯过错的天使。”
Leo应该是这一年我最后一个告别的人吧。
再见了，2018，再见，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遥远的、身边的人，你们像是约好了，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不想和2019年的我们再打一声招呼。你们是睡了，没有疼痛、没有恐惧、没有眼泪地睡了。我们天堂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