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50年前被性虐，至今无法与妻子同床！受害者不止是他，与肇事者谈话…

当时贝拉13 岁，是混迹在汉堡中央车站的街头迷茫少年。而克劳斯已经是成年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把贝拉带回家，侵犯了他，而后贝拉也经常去克劳斯家中厮混。

正准备抽烟的贝拉

贝拉今年已经 64 岁了，生过病，很瘦，穿着喇叭形黑色皮裤。他想要将克劳斯带回到那些深深冻结在心中的记忆。

50 年来，贝拉一直对自己12 岁到 16 岁在火车站流连的经历闭口不谈。16岁之后，他四处游走、修自行车、卖古董、缝制泰迪熊。最近几年，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信使。

他已婚，但什么都没有告诉过妻子。

贝拉说，他某天站在汉堡市中心哭了几个小时。他开始挖掘自己的过去，而且停不下来。他说，如果不回顾过去，好像无法继续生活。他并不想把克劳斯关进监狱——已经过去太久了。“我只是想谈谈。看着他的脸。”

贝拉成长在单亲家庭，童年记忆里充满了哭喊、吵闹、嚎叫，以及母亲的黑眼圈和折断的骨头。

小学二年级时，他的缺课记录就达到了 60 天。

11岁时他被青少年福利办公室接走。

当时母亲很高兴，感觉卸下了负担。从此他成为“难管教“的孩子，辗转于一个个青少年之家。青少年之家中的经历并不好，他说在 12 岁生日的前3天，自己被一名大男孩强奸。每次从青少年之家跑出来，他就在火车站游荡。

当年贝拉就站在这里，出卖自己

在火车站的日子里，贝拉成了出售自己的男孩们中的一员。那时他们的客人会在午休时间去火车站——大多是生活安定的绅士。

他们花50马克的价格带男孩儿们到楼梯间或 S-Bahn 轨道旁边的灌木丛里。有些客人会为贝拉多花50马克，租一间附近的小旅馆。客人走后，他可以自己待到第二天早上。

已经换房东的新酒吧

有时天气太冷，他会在附近几个有名的同志酒吧里闲晃，这些酒吧如今都已经关闭。

据一家酒吧的女房东说，当她发现酒吧中在搞娈童的勾当时，主动禁止了这一行为，最后客人走掉，她只好关门。——但她从未接受过警察的询问。

贝拉也证实，当时警察们可以看到火车站的男孩们，但是几乎没有干预过，那时的青年福利办公室也对此视而不见。

在性学家赫尔穆特·肯特勒 (Helmut Kentler) 的思想指导下，柏林甚至有为恋童癖者提供寄养儿童的“实验”。

1979年的汉堡红灯区火车站街景

根据一项研究报告，从1970年代起，舆论中存在掩盖和美化侵犯青少年行为的言论。尤其是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叙事，把这一行为说成解放孩子被压抑的性欲，代表了自由的爱情、自由的生活、反对约束、禁令和习俗。恋童癖者故意劫持同性恋平权运动，将自己包装为被压制的少数群体。

当年同性恋恋童癖者有公开出版的《Für Knabenliebhaber》和《Boylovers》杂志，成立了“德国恋童癖工作组”（“我们的目标是让男孩恋爱合法化”）。不久之后，他们还在政党、科学界和其他游说团体中找到了盟友。

在德国，至今仍然没有针对 1970 年代到 80 年代容忍性侵儿童和青少年的情况进行系统性调查。一些人认为肇事者应该受到保护，因为他们只是迎合了当时的潮流。而大多数受害者至今仍保持沉默，出于羞耻，出于恐惧，或是出于无能为力。

在火车站的日子，贝拉学会了忍受10分钟的短暂厌恶赚取 50 块，然后用各种毒品和酒精换取几小时的快乐。

堕落很容易，他还开始了偷窃生活，撬开汽车偷走里面的收音机之类。他也做拉皮条生意，把别的男孩带去客户那里。在一次帮客户拍色情片时，他见到了在青少年之家认识的一个女孩。

少年贝拉

从此他离开了火车站：酒精、药丸、右翼维京青年、左翼极端分子 KPD-ML、参加了德国联邦国防军、去往印度和巴基斯坦旅行。

1987 年 8 月，他喝完了一杯红酒后决定：“我的坏角色到此为止，从现在开始我要扮演好角色。”

他回到学校拿到了高中文凭，做了学徒，制作版画，遇到了未来的妻子。除了仍然吸一点大麻外，他过着一种外表健康的中产阶级生活。

只是他做不到和妻子一起睡，“亲密意味着痛苦，我已经把它内化了。”他试图为自己筑起一堵墙来封闭记忆，然而他永远无法摆脱少年的自己，“在火车站的时光塑造了我的一生。”

在 2010 年，贝拉曾写信给基民盟市长奥莱·冯·博伊斯特（Ole von Beust）谈了自己的经历。信件被转到儿童和青年福利办公室，但后来并没有进行严肃的系统性调查，只是赔偿了贝拉9920 欧元。

贝拉觉得这像一个笑话，他用这笔钱买了相机，一个代表破碎人生的相机。

2021年，贝拉又写信给基民盟办公室，希望联系到克劳斯。基民盟的人并没有转送邮件，也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最终，《明镜》促成了两人的会面。

谈话结束后，迈克尔和克劳斯一起离开了《明镜》大楼。迈克尔后来说，他们又接着谈了2个小时。

但，那个年代的受害者不止有他。